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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2286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覃欢 (2010/11/25 10:54:35)  最新编辑:覃欢 (2010/11/25 10:54:40)
陈公博
拼音:chén gōng bó

简介

 
陈公博
陈公博
  陈公博(1890年10月19日一1946年6月8日),原籍广东乳源,寄籍南海。1890年10月19日出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后回广州谭平同创办《群报》,任总编辑。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同年2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25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等职。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1927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工人部部长。1927年与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1928年底在上海与汪精卫、顾孟余等到人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主编《革命评论》。1931年蒋汪合流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委会第五部部长、11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39年,在香港写成《苦笑录》一书。在汪伪政府历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委员长。1944年汪精卫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陈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最初陈还望能得到重庆接受,但最终逃亡日本,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中国政府发出对陈公博的通缉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连自己本国的战犯都无法保护,更别提保护陈公博了。只能将其交出。陈被押回中国,交由军统看管。1946年4月在苏州狮子口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6月8日行刑枪决,临刑前将一小茶壶赠予陈璧君说:“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陈璧君痛哭失声。到法庭时,陈公博给家属写封遗书,又给蒋中正写了一封信,写到一半即缀笔。随后,陈公博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下午时被执行死刑,终年55岁,尸体葬于上海市公墓。
 

童年时期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0月19日,坐落于广州北门的一幢高大的官宅中,披红挂彩,鞭炮鸣爆,洋溢着一片喜庆气氛,一颗新生命在这天呱呱降临人间。年届60岁的广西提督陈志美因晚年得子而兴奋不已,为子起名“公博”。

  陈家原籍福建上杭,后移至广东北部山区乳源。从陈公博的祖父开始举家迁居广州。陈志美早年从军,是清朝军队的一名武官,据陈公博自述,其父因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而官至广西提督。1897年解职后,闲居广州,继续享受清朝俸禄,并保留官职称谓。这是一个荣华富贵的官宦之家,陈公博在这样的家庭中度过了他的童年。

  陈公博由于是晚生和独子的关系,自幼受到父亲的钟爱和放纵。因此,他幼年的学习生活也与一般的官宦子弟有所不同。陈公博自6岁起便醉心于各种旧小说,如《薛仁贵征东征西》、《杨文广平南平北》、《水浒传》、《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等。他的这种兴趣来自于去露天书场听“讲古”。那时,在广州禹山关帝庙前的空地上设有好几个书场,由说书先生讲说《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旧小说。这种地方是社会上三教九流汇聚之处,也是一般平民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所,有些身分的富家子弟是不会被允许去的。但是,陈公博却每天下午都能征得父母的同意,在一位老家人的陪同下前去听说书。这种书场采用烧香的办法计时收费,每烧完一枝香,每人需交纳5个铜钱,或1个铜板。说书先生为着增加收入,不免拿腔拿调,添油加醋,把故事拉得长而又长,以吊众人的胃口。陈公博年幼心急,忍耐不得,便央求父亲买来小说自己读。很多字认不得,太繁难的便请教人,可以以意为之的便自己乱读。陈志美迷信开卷有益,认为小孩子不妨让他多知点东西,使在成熟之前多得借镜和反省的机会。他不仅同意让陈公博随意阅读各种旧小说,而且还提些问题进行考问,诸如“《三国演义》内用两个字作人名的有多少人?”“诸葛孔明在演义内骑过多少次马?”鼓励陈公博在阅读小说上用功;他甚至不理会陈公博阅读被列为坏小说的《金瓶梅》、《品花宝鉴》等禁书。陈公博成年后回忆说:“有时他瞥见我看小说,本来想问我看什么书,倘若他疑似我看坏书的话,就借故扬长地走开,装作不见。”“不过这是不是一个教子的良好方法,我只有让别人去批评,可是对于我的本身,的确是曾实受其益的。”大量旧小说的阅读对于陈公博思想性格的形成起了不小的影响。
陈公博
陈公博

  自9岁开始至15岁,陈公博正式入学堂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教书先生是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他在讲解经义和历史的时候,也不时说些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使陈公博在接受正统的封建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学说。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似乎没有在陈公博的心灵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这六年之中,说也可怜,教师把四书五经全灌入我的脑子了,每天赶到教馆,都一一抽背,熟是烂熟,可是对于解释,我一点也不懂,就有疑问,当着从前老师的威严,也不敢问,有时恭而敬之的请教,每每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还有更苦的,九岁的下半年,就得背广东出版的古赋首选,这本选赋寥寥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的《离骚》,一篇是庾信的《哀江南赋》。背是背得出,就等于和尚念经,只求字句不错,至于内容,莫明其妙。小心房里全塞满苦闷,老师最后把他治学的方法拿出来,他说:“读书只要熟,熟便能生巧,读熟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老师既叫学生去偷,那我们就不能不往书上做小窃。而且后来读至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有一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心想管他罢,陶先生这样说,老师那样教,一定不会错的,自是每遇作文,都尽力往内东扯西拉。结果好些文章都得了无数的密圈,很好的评语,但我的文章用句,假使一—抽出来考我的话,我连苏东坡的“想当然耳”也想不出。

  然而,陈公博对于旧小说依然情有独钟,日间背读四书五经,晚间阅尽广州能够得到的小说。为了证实小说里的事实,他又迷上了历史书籍。先是读通鉴辑览》和《易知录》,随后嫌纲鉴纪事过于简单,便去翻读二十四史。在阅读顺序上,也是跟着阅读小说的需要走。为了印证《三国演义》,首先去读《三国志》;为了印证《前后汉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接着读《汉书》、《后汉书》、《唐书》、《宋史》等,至于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则放至最后才读。由于历史与地理有密切关系,陈公博又去翻地图,读《郡国利病论》等著作。由于历史书籍中每多引证经书,促使陈公博重新翻阅经书,为的是进一步求真索本。他说:“对于四书,我最喜欢《大学》和《孟子》,对于赵晋所谓以半部《沦语》治天下,我惭愧没有领悟到。至于五经,我最喜欢《春秋》,这或者有关历史的缘故,其余《诗》、《书》、《易》、《礼》,我不敢说有什么见解,或者他识我的程度,比我识他的程度高得多。”

  15岁时,陈公博想进新式的洋学堂读书,不料,父亲要他缓两年再说。其父正在秘密谋划一桩大事,暂时无心他的学业。陈军门曾做过广西提督,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算得上清军高级将领,但目睹列强瓜分,朝政腐败,早有反清思想,成为天地会头目。这年春天,革命党人要陈军门负责在北江地区组织天地会众,进行反清起义。陈公博也就“少小从军行,单骑渡韶水”,开始闯荡江湖,跟随父亲离家出走,经湘、粤、赣三省边界从事起义活动。

  他们父子一行,由广州溯江北上,沿途种种奇闻乐见,令陈公博目不暇接。一路上,替父亲联络旧部和各地会党成员,掌理文书,抄发会帖,四处奔波,他无比兴奋和激动。有时候,埋头伏案,夜以继日抄写,闷热的屋子弄得头昏脑胀,他也叫苦不迭。父亲要他抄写300本天地会会章,分发沿途会众,反复抄写一样的东西,他渐渐失去抄录兴趣。一日,陈公博发现会章和其中的隐语都粗俗不堪,脑袋忽然发出奇想:不如修正这些语言,易为文雅之词,更便大众理解。于是,向老父提出修改建议,不料,遭到坚决反对,其父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这些东西已流传数百年,为会党普遍接受,不仅不能修正为文词,甚至连一个字都不能更改,否则,就会失去效用。”他恍然大悟,赶紧原封不动将它们抄完。

  陈军门毁家举义,奔波忙碌了几个月,终因武器不足、人心不齐,出师未捷,旋告失败。为便于处理善后,派人先送儿子回广州,陈公博心系老父安危,毅然说道:“父亲不走,我也坚决不独自走。”父亲怒道:“你还是小孩子,不懂事,难道我看的事比你还差吗?立刻动身,不必多说。”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遵从父命,与随从一起上马启程回家。

  路途中,一个清军的军官抢去他们的乘马,二人只得徒步而行。至广东英德,两人筋疲力尽,且阮囊羞涩,无钱雇船,乃不顾性命之险危,搭上江中木排漂流而下。夜宿江边,陈公博回想举义经过,念及父母,默然成诗一首:“匹马渡韶水,寒风吹峡门。疏星点浮石,残月照孤村。奔命穷投止,余生耻苟存。十年须记取,横剑跃中原。”立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少年壮志。

  回到家中,陈公博方知自己走后,父亲自投罗网,到当局自首,责任全部揽于己身。入狱后,判刑斩监候,母子顿时沦为死囚家属,父亲积累一生的家业倾完荡尽。从此,家道中落,陈公博流亡香港,到报馆当校对,自谋生计。后来回到广州,白天替人做手工,晚上帮人补英文,聊以糊口。他在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16岁的青年决心追随孙中山,继续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道路。
 

中共一大代表

 
陈公博
陈公博
  1892年10月19日,陈公博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1917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各方名师汇集,各种思想广泛传播。陈公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吮吸着蜂拥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

  1920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在北大的求学生活,带着极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华的抱负,返回广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陈公博返回家乡前后,广东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1920年 10月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革命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10月,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陈公博主编的《群报》,在广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共广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1920年12月,陈独秀受聘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来到广州,帮助广州方面建立共产党组织。在此之前,两名苏俄代表联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1921年3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广州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共产党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此外,陈公博主持宣传员养成所,招收进步青年入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革命骨干。陈公博还参与了党的外围组织,如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然”,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骚扰,只好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陈公博没能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和困惑,准备出国留学。正在陈公博“困惑”之际,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广东局势出现大变动。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共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纪,写文章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陈公博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陈公博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分手的态度。他写信给陈独秀,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并且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接着他召集广东共产党组织会议,声明他与中共中央决裂,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从此,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到国外留学。
 

国民党大员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中共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由于汪精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著提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精卫提携密切相关。

  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随员随军北上。攻克武昌后,蒋介石委任陈公博为湖北新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政务委员会委员。稍后,陈又兼任外交部湖北省交涉员和江汉关监督。随着北伐军顺利进军,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迁驻南昌,蒋将陈公博调至江西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之职,主掌江西新政府大权。
陈公博
陈公博

  随着北伐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出于维护个人独裁地位的考虑,提出要迁都南昌,于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陈公博受蒋之托,奔走各方,出谋划策。基于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还处于劣势,他劝蒋介石迁都武汉,并劝蒋,等过了危机,然后再想办法。蒋考虑再三,接受了陈公博的“韬晦”之计。蒋一方面通电国民党中央,同意迁都武汉,一方面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由陈公博任代理组织部长。不久,陈公博由南昌来到武汉,很快成为国民政府中的显赫要人。1927年4月,汪精卫到达汉口,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再次靠向汪精卫,成为汪在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武汉国民政府反共后,陈公博随汪精卫到南京,企图“宁汉合流”。他们联合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逼蒋下野,但在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上与桂系、西山会议派闹翻,汪精卫被迫返回武汉,在武汉与唐生智结合,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特别委员会”相对抗。陈公博则作为汪的代表南下广州与张发奎结合,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与“特别委员会”相抗衡。1927年10月,唐生智的军队被桂系击败,汪精卫不得不逃到广州与陈公博会合。为了对付桂系和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蒋、汪又重新勾结,驱逐了在广东的李济深。“驱李”之后,粤、桂方军队在梧州一带相持,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乘广州防卫空虚,举行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但“驱李”和广州起义这两件事情成为国民党内攻击汪、陈的口实,指责汪、陈为“准共产党”。蒋介石乘机东山再起,将汪精卫和陈公博赶下台,1927年12月,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陈公博来到上海,利用社会上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提出“重新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准备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1928年初,陈公博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全面阐述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在国民党内和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在一些粤方委员的组织之下,出版了几十种刊物,大做宣传。陈公博还创办了《革命评论》杂志。在这个刊物上,陈公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整套“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希望恢复孙中山“十三条改组精神”。一时间,陈公博大出风头,吸引了相当一批在大革命中迷失了政治方向的青年。陈公博在上海还发动创办了大陆大学,为“改组派”宣传主张,培养干部。

  陈公博所鼓吹的主张及其改组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引起蒋介石的不满。《革命评论》和大陆大学先后被封,但它们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28年冬,陈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改组派”组织成立后,陈公博多方活动,与蒋介石形成尖锐对抗,掀起了“护党救国运动”。汪精卫、陈公博联络各种势力反蒋,造成军阀大混战和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倾轧。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败下阵来,被迫解散。

  “九一八”事变后,各政治派别又暂时团结起来,蒋、汪开始了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蒋、汪虽实现了合作,但两人的关系却极其微妙。汪虽任行政院长,但陈公博认为,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交等项大权,行政院无权过问。特别令陈公博气愤的是,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蒋是主谋,而汪由于主持签订条约成为全国众矢之的。陈公博本人就任实业部长几个月,却无法履行职务,只能“酒杯浇尽牢愁在”。

  1936年2月,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就医疗养,陈公博亦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仍留在南京,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被囚禁,陈公博又活跃起来,主张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置蒋于死地,并且要迎汪?他从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陈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但汪派对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方针十分不满。在国民党内部团结抗日外表下,潜伏着抗日与降日两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将在抗日战争中爆发。
 

中国第二号大汉奸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1937年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 “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1938年 11月,汪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离开重庆。

  1940年3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3月30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1940年10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的提议,决定在汪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1945年1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人专人负责。8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奸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1945年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乱中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汪伪政权解散后,陈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陈被押解回国。1946年3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但终究逃脱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4月12日下午4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宣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 1946年6月3日,汪精卫的继承人、大汉奸、伪南京政府主席陈公博被处决。
 

监狱绝笔


  抗战胜利后,陈公博作为汪伪政权的第二号巨头,被判处死刑。他死前的绝笔,是应典狱长之请所写的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据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记:“当他这副对联写得只留最后三个字时,他发现身后有几个法警立在那里,这情形是不寻常的,因为狱室中平时绝没有法警会进入。陈公博是够机警的,他已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了。他回头笑笑问法警:‘是不是来提我执行了?’法警们竟然不好意思直认,还是呆呆地立在那里。不回答就是证实,于是公博又说:‘那末请劳驾再等几分钟,让我先把这对联写完了吧。’他又继续写了‘满为心’三个字,又加写了上下款。……”
 
汉奸陈公博被判死刑
汉奸陈公博被判死刑
  对于此联,同情汪政权的金雄白有所解释:“上联还寄望于当局能放宽气度,对不是真正什么‘民族罪人’,或者政府曾经加以运用或利用的“汉奸”分子,加以宽容,要如大海能容百川之所汇注。但是我相信公博自己决不再存一丝徼幸之心。因为他既要求派机回国受审,为服法之范则,在审讯中,又没有延聘律师为他辩护,判处死刑以后,更声明不再上诉。……下联却不能不说是充满了讽谏之意,希望当局不要因胜利而骄盈;但愿能如明月有心,一轮岂能常圆?应知朔望盈晦之道。……”只是他的理解,似有些求之过深。

  许金城辑《民国野史》亦云:“……当命令抵达之时,公博方为典狱长书楹联,联语云:‘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犹未觉,而狱卒已持令来,公博本极机警,视状已觉,因曰:‘请稍待,当毕此一联。’仍为悬腕书之,字体无殊于平昔。”按:许氏所记的内容,似乎只是参照金雄白的回忆而作了综括。

  王元化八十年代在致黎澍李锐函中也曾提到这副对联:“我生性愚直,言既出口,义无反悔。陈公博于临刑前(应苏州典狱长之请)书一联尚称:‘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常不满为心。’我们难道还不如他(哪怕只是意愿),虚怀若谷,有容人容物之量么?” 这一联语,辞工而意远,并非陈公博所能为。

  往前,林则徐也留有楹联手迹:“大海有实能容之度,明月以常不满为心。”此联署“竢邨退叟林则徐”,与上述陈公博所写的版本又有小异。

  往后,郭沫若于1963年曾有写给秦皇岛海员俱乐部一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怀。”这与陈公博、书小有差别,或许别有出处。

  不过,林则徐恐怕也未必是这副对联的原创者,待考。上述对联主要指为人要谦虚大度,做事要思量谨慎,大量容人小心处事,不自满,知自身之不足,积极进取。
 

陈公博自白书


  我这篇回忆是从二十七年离川写起,是一篇自白,也可以说是汪先生和平运动的简单实录。本来在今日大统一时候,我对于保存国家和地方人民元气的心事已尽,对于汪先生个人的心事已了,是非功罪可以姑置不论。但既然奉命要写一篇简述,那么,对于汪先生的心境,我是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汪先生的心境,和平运动就无法说明它的起源。对于我的主张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我的主张,这几年来的经过便无从说起。对于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便不知道这几年来此间人们的苦斗和挣扎,类于矫饰,而不是坦白的自白。我也知道,我参加和平运动的经过,由反对而卒至参加,重庆的同志们都很了然,就是不写,大家都很明白。因此,我决定不诿过、不矫饰,很简单的写一篇回忆。不过,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算了了,然而至今还抱极大的缺憾的,就是我自民国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总想这次外有日本的侵略,内有共产党的捣乱,国民党不至于再有破裂了罢。若要不破裂,只有从我做起,所以由民国二十一年起,以至汪先生离重庆止,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对于党始终没有批评过,对于实际政治也没有批评过,然而还有汪先生离开重庆一件事,更有组织南京政府的一件事,这是我梦想不到,而引为绝大遗憾的,以下分段说明这几年来的经过:

  (一)汪先生的心境关于汪先生的和平理论,我不打算写了,汪先生的和平理论,这几年来有出版的言论集。我要写的是汪先生由民国二十一年以至民国二十四年,尤其是民国二十五年后的心境。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张和平的动机。

  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

  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卒使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陈公博
陈公博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时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很是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复我:“我死尚不惧,何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环境更是一天一天恶劣了,当时的国事,我知道是蒋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负责的,然而外间的观察显然已划分为两个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牺牲,愿意替国家负责,愿意替蒋先生负责,可是据我观察,国事至是,危险非常:第一,中国要战,应该举国一致;中国要和,也应该举国一致。如果把蒋先生和汪先生认为两种主张,那么国内不难明显的分为和战两派。在大难当前,而有党内两个不同的见解,可以促成党的分裂。第二,国内捣乱的分子很多,惟恐国民党团结,惟恐蒋、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拨者以机会。国的分裂、党的分裂,是我决不愿再见的。那时国内的报纸对于汪先生攻击已渐渐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报纸记载日本公使有吉回国,汪先生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常报上便讥讽汪先生,登了两首诗。那两首诗的全文,我已忘记,只记得有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那时真苦闷极了,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极不愿汪先生就这样牺牲了。因此,我又劝汪先生辞职,等到和战大计决定之后再负责任,也不为晚。

  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儿女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辞职以后,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我力辞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分子。

  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于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我现在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得考虑一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后,更无话可说。

  民国二十三年下半年,我的确苦闷达于极点,除了一般人攻击汪先生主和之外,还有些人见了汪先生便主和,离开汪先生便主战,还有些人力劝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并且来见我,要我苦劝汪先生不要主和。其实当时情势混沌达于极点,战固说得太早,但和也无从说起。我劝汪先生以暂退为宜,最后我见汪先生坚持负责,我只好单独向汪先生提出辞职,可是我每一次辞职,汪先生总不答复,这样一直延至民国二十四年夏天。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罢,汪先生肝病复发,到上海进医院了,后来依医生的劝告,又到青岛养玻在八月间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黄季宽刚由重庆见过蒋先生回到上海,携有对日方案,定于八月五日由沪来青岛”,嘱我同黄季宽一同到青岛一谈。我于八月五日在南京飞机场等候黄季宽,当天飞至青岛。下午同黄季宽一同见汪先生,汪先生那时病得很消瘦,看了那个方案以后,没有说什么话,回头只对我说:“公博,你是不是还想不干?”我说:“是的。”汪先生说:“这样也好。”我听说汪先生允许我不干,如释重负,和黄季宽一齐退出来,当夜便和青岛市长沈鸿烈痛饮一顿。第二天早上,我和朋友喝酒,没有去见汪先生,到第三天中午还是喝酒,汪先生派人来找我了。

  我酒还没有大醒,便去到海边一个别墅见汪先生,这是我自有生以来和汪先生面红耳赤说话的第一次。过去我虽然常和汪先生讨论,有时免不了辩论,然而那一次简直可以算吵起来,事后回想,真不胜悲凉之至。汪先生一见我,便很严肃的问我了:“公博,你说不干,是真的不干吗?”我说:“我不愿干,自去年已决其心,那还是假的?”汪先生说:“我病还没有好,或许今天我的说话是病态的说话,我不独我要干下去,我劝你也要干下去。”我那时真是醉还未醒,我说:“汪先生能否容许我说几句话?”汪先生说:“当然可以。”我说:“汪先生你说你是病态的说话,我今日则是醉态的说话。

  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终无补于南宋之亡。一 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是卖国还是有代价,象今日的情势,日蹙国百里,谈不上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先生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华民国说的。人家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 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汪先生这番话使得我无话可说,我只好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我是在八月十日回南京,同时我知道蒋先生将于二十日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他决定辞职,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辞,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岛时那样坚决要干,不到十天又坚决辞职。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愿意不干,其中变化的理由我也不再去问了。

  那年十二月,汪先生被刺于中央党部受伤了,更因受伤而出国疗治了,我对于汪先生受伤是极痛愤的,对于汪先生出国是极高兴的。汪先生出国一直到西安事变后才匆匆归国。

  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汪先生更是倾向和平,以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结果在国际恐怕只便宜了苏俄,在国内只替共产党做机会。总之,汪先生的心境、他的主和,远因是受了长城古北二之役的影响,近因是受了西安事变的刺激,或者他人的观察和我不同,而我个人的观察还是自信是比较正确的。关于汪先生的心境,我写得似乎太长了,但不详写汪先生的心境,便无从说明汪先生主和的症结。至于后来因主和而离开重庆,那是我始料所不及,并且我前后反对了二十余小时,还不能阻汪先生的离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了。

  (二)和平运动前后和我的主张

  如果有人问我: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实在没有方法答复,因为我至今还不知始于何时。在汪先生通知我的时候,我只知尽我的力量反对,无暇探问始于何时,到后来事机已经成熟,我仍是反对,也懒得去探问始于何时。

  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我正在成都筹画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在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的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参政会内国民党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
 
陈公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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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当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仿佛除了汪夫人之外,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几位。我等他们走后,我听见汪先生所说,又仿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仿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我听了之后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我当然对汪先生陈述几个理由:第一是,自从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党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的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其他还有许多理由,我现在也记忆不清。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这样辩论到十一时,汪夫人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我离开汪公馆,便一迳到中南银行找佛海,并顺便找陶希圣。佛海对我说:“你一定吓一跳罢?”我说:“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那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中午食了午饭,我再见汪先生,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那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后我每次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后来汪先生说,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说到此地,我可以说说自民国二十年底到离开重庆,甚至乎到今日我的主张了。我的主张说起来是很简单,就是个人无论如何牺牲,最要紧党万不可以再破裂。我还记得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我个人到了欧洲住了半年。在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召集,我即没有过问。到了九月,我想这样住下去也是不了,倒不如回国试试进行一种党的团结。归途刚抵锡兰的哥伦堡,即闻有沈阳“九·一八”之变,我还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自是决心进行党的团结,中心总以为党有办法,国事才有办法,否则党一失败,国亦随之而亡,纵幸不亡,亦必衰败。

  但要党团结,先从那里着手呢?我以为先须从本身着手,因此,我自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对于实际的政治从来不批评,对于党也从来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批评和意见,但是再想,多一种意见,便多一种纠纷,而且更自己反省: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是不是能行的。倘不是绝对的好,那更不必说,倘好而不能行也不必说。

  我为谋党的统一和团结,先不必期于别人,还是先求之自己。

  我心中所祈求的,党万不容再分裂,蒋先生和汪先生千万须合作到底,这是我在二十年底回南京后以至今日的一贯主张。

  而且当日国家实在也太危险了,中日问题时刻都有立刻战争可能。军需工业,中国还谈不到,而且也不可一促可几。

  但中国每年缺乏食米一千六百万担怎么办?每年缺乏面粉二千万担怎么办?民国二十一年中国棉花产量只得七百万担怎么办?中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这都是我的实业部职权范围,我应该埋头于解决这些问题。党的问题,我为团结,我且让其他同志干去。

  我对党务求团结,不但我在实业部四年如此,就是我离开实业部也是如此。我还记得我离开实业部后,张岳军曾奉蒋先生之命,征求我做意大利大使的同意,我坚辞不就,固然我的母亲太老,我不愿意离开她,同时我深怕离国太远,而汪先生又离国治疗,易为造谣者制造谣言的机会。党内的谣言一生,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我离实业部以至“八·一 三”事变,始终未离南京一步,这是我力求党内团结的苦衷,当时或者没有人会了解的。

  在民国二十七年我们退到汉口时候,党的统一呼声又起。

  我记得有一次陈立夫和陈辞修两先生来德明饭店看我,陈辞修先生说:过去党的纠纷,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我笑说:在民国二十一年以前,可以说我应该负完全责任;在二 十一年以后,我绝不负任何责任。立夫先生也说:这几年来,公博先生实在没有负责。党的统一是我极端赞同的,不必等到二十七年,我在二十一年已经开始以静默的态度而等时机的来临了。其实在我历年的回忆,在每次纠纷当中,我都不是居于发动地位,而结果每一次都变成首要。例如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都迁汉,当时我知道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总想以国府与总司令部同时迁汉,可以镇压下去,但后来毕竟引起宁汉分立。在十分年自《革命评论》停版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后来汪先生和汪夫人促我回国,遂有张桂军之役和扩大会议。至今回 忆,自己也觉有些不可思议。我叙述这些经过,我并非诿过,并非卸责,因叙述之便,不禁引起这么的感想。

  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从重庆来一个电报,叫我立刻至重庆。我到重庆时,汪先生告诉我,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五、相互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我对于第四、五两原则没有意见外,其余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则都不赞同,尤其不赞成的是汪先生离开重庆。我的大原则是“ 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从谈起?汪先生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当时我已辩无可辩,我说: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归国,当日很多人在欧美多借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消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苦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汪先生说: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前看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汪夫人这时说:好了,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我们辩论,到了此时,已经无法可辩,我已无法阻汪先生离渝,至于以后怎样,我不得不再考虑。

  汪先生是决定于十二月二十左右离渝了,我回成都以后,苦闷达于极度,第一,想到我不随汪先生走,不难人家看作我个人在内地作汪先生内应的工作,就是不这样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骂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罢,数年来我苦心孤诣、隐忍自重以求党的统一的苦衷尽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东北是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等于丢了,所谓华北经济合作也等于共有,于中国前途绝无好处。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够中途中止他的行动,这是旦夕所祈求的。时日已记不清楚,大概在十二月十三、四左右,汪先生派一个副官来成都通知我,叫我务于十八日到昆明。我因天气关系,延至二十日始由成都飞云南,但汪先生已先一日赴河内,我只好赴河内。到了河内,我写了一封信呈蒋先生,托张岳军和朱骝先两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

  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复,交周佛海、陶希圣和我三个人带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我回到香港以后,心想我的心愿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的谅解。

  中央党部终于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对汪先生下了处分了,末后更有曾仲鸣之死,我想我劝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的主张怕又会中变了,我那时悲观达于极点,想请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恐怕不能实现了。我那时真足感觉人微言轻,以我和汪先生二十年的关系不能阻他离渝,以六年来苦心孤诣以求党的团结统一而败于一旦,我尚有何话可说?恰值我的母亲病重,我遂闭门不出,更不表示意见。不久听见汪先生赴沪了,而且更听见汪先生要到日本了,我忍不住,打一个电报给汪先生,那个电文我已不存,我只记得大意,说以先生的地位万不宜赴日,并且最后一句话说得很严重的:先生如此,何以面对国人?汪先生复我一电,说弟为国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对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时,更不计及个人地位。我接到这个电报,又只有长叹而已。

  大概是二十八年夏末罢,汪先生到了广州,叫我到广州一行,并且派人对我说,他和日本已定有一种君子协定,他不求我赞成,只希望一见,以便讨论。我到广州住了两三天,汪先生出示中日的君子协定,现在内容我也记不清,大致和近卫声明及后来的中日基本条约差不多,我终认为不满,非中国所能接受。

  不久,上海又召集干部会议,邀我和何炳贤出席,我决定不去,只是何炳贤赴沪。我嘱咐他:最要是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其后,何炳贤的确极力反对组织政府,并且和当日出席的人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我当日一种痴想,以为我什么都不参加,或者汪先生不致于组织政府,那里知道以我个人之力,阻不了汪先生的决心,更不能排除当日的群议呢!

  到了十二月,汪先生又要我到上海一行,说中日基本条约的草约已开始讨论,如果我不到上海,以后就是反对也来不及。我想这或者是一个关键罢,如果我一反对,那么组织政府可以延搁,以后就要和平,也可以等到全国一致才举行,因此我又到上海住了半个月。那里知道我到上海时候,所谓基本条约已讨论了一半,因此我知道汪先生是不必等我来才讨论了。我住了上海半个月,只是和须贺辩论些海军问题,这都是无关宏旨的虚话,我再无心逗留,终于十二月底又回到香港。在将离开上海的几天,一夜汪先生请我们吃饭。我碰见影佐祯昭,我说:“那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答复我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

  饭后,我把影佐的话报告汪先生,并希望汪先生慎重,汪先生忿然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

  (三)南京政府的组织和我决定的原则

  我是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回到香港的,当日我在上海时候,已听见有组织政府的消息,可是汪先生始终没有和我谈起,只是从旁听说某人预备做什么部、某人预备做什么部而已。我反正不愿与闻,就不愿与闻到底,我心想赶快离开上海再说。同时我希望重庆急急想出一个办法,我不是说因为汪先生要组织政府,重庆不能不及早谋和,而是重庆最好有一种表示,使上海一班人们不至急于出以积极行动。可是我回香港以后,我没有办法通知重庆,在香港谁人可以代表重庆,我是不知道的。我在二十七年到欧洲时候,曾携张岳军先生一本《群密》,在八月时已知道不适用了。正在焦急之中,在二十九年一月的初三或初五罢,陶希圣和高宗武两位早上忽然来访我了,我吃了一惊,问他们为什么来香港,他们说我上船之后,他们也隔一两日便走了。他们两人当时并没有说什么,只说他们走后,汪先生便更要找我了。我当时实在惊诧不已,找不到什么话可谈。等到第二天再找他们时,一个也找不着,我那时实在不知高、陶两位的意见,在沪时候他们对于佛海不满意,说了佛海许多闲话我是知道的,至于对基本条约不满意,我始终没有机会听到。直至后来他们公开发表基本条约的密约初稿,我才恍然大悟,我对基本条约不满和反对组织政府,他们很是明白的,但为什么不对我说呢?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也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

  汪先生毕竟赴青岛举行会议了,在事前我是毫无所闻。不过至今回想,就是事前有所闻也毫无用处,那时似乎箭已离位,扣弓无益。我心想汪先生实在太危险了,在一般和运的分子,我所稍稔熟的只有周佛海和陶希圣两人。佛海是我在民国十年认识,其后以服务的不同,不但谈话很少,就是见面也很少,至于希圣是比较稔熟的,现在已和高宗武脱离,在上海、在汪先生左右的,我实在找不出一个熟人。汪先生脾气易于冲动,我是知道的,如果径情直行,对于汪先生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我真抱莫大的忧虑。

  我只是在家忧虑,如是又延至三月初旬,汪夫人又来邀我到上海。我问汪夫人是不是要组织政府,汪夫人说你对于这点赞成和反对,请你到上海对汪先生说。我还记得在我临行之前数夕,曾和钱新之、杜月笙两先生见一次面,他们问我是否要到上海,我率直答复:“是的。”他们拜托我最好劝汪先生不要组织政府,我说当然要劝汪先生。同时我表示我实在对高、陶两位不满:倘然他们早些对我明白表示,或者合三人之力,可以阻止汪先生。末后我仍希望他们两位转达蒋先生:有无更好的办法,使我得以从中尽我最后的努力。
 
陈公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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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三月十三、四日到上海的。比到上海时候,“还都南京”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简直无法开口,我知道再劝也是没有用的,不过劝虽无用,也不能不劝。汪先生说:“政府”再不组织,只有宣布和平运动失败,人也全散了。我知道事已至此,挽救是无法了,今后只有从事补救的一法,当时我向汪先生提出两点:第一点,战由蒋先生战,和亦当蒋先生和,南京只好处在一个中间交涉的地位。换一句话说,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优的条件,通知重庆,务必全国一致,然后乃和。第二点,南京对于日本在中国作战,应当极力阻止,尤其万勿命令所辖的军队参加作战,以免由外患而转变成为内战的方式。这两点意见,汪先生极为赞成,并且说我这些意见就是他的意见。

  汪先生允许我的提议,并且要我干行政院,我坚辞不干,转而就立法院。我昔时极愿以闲散之身,使得心胸稍稍宁静,徐谋补救,使国家和党复归于统一。至于我本身又该怎样呢?

  我自己也决定我应该做的几件事:

  第一是反对中日基本条约。在基本条约签定以前和在签定以后,我都一直反对。二十九年底算是正式签定了,在正式讨论的时候,汪先生叫我参加讨论,我坚辞不肯,因为我知道要修改只是文字上的事,如果我参加讨论,那么签定以后,我再不好反对,我要保留反对的地位,所以不肯参加。在签定后,阿部信行大将其时是驻南京的大使,他问我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我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中日两国友好的百年大计。

  照这条约的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声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但基本条约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不了好影响,也不会发生恶影响。阿部问,这是何解?我说,一般现象已经恶极了,大家都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不谅解中一个证明而已。其后无论本多、重光来任大使,我都这样反对。三十一年和东条英机见面,也是一样反对,并且对任何中日人士,我都这样解释和宣传,直至三十二年底,才把所谓中日基本条约废止。

  第二是反对华北特殊化。在基本条约中在华北中日经济合作,只是那么一句话,但事实上何止合作?简直是独立。在二十九年三月底,我得到美联社一个消息,说北平兴亚院的森冈很怕南京政府还都,影响到北方,曾秘密电东京,主张华北应当采取永久半独立的状态。我在二十九年五月以答礼的名义赴东京,首先对米内内阁总理和有田外务大臣提出质问,而且更对近卫文麿质问。米内和有田极力否认,而近卫则因已下野,说是否有此事,他以不在其位,毫不知情。然而事实上,华北何止“独立”,简直是一个国家,举凡政治、军事、经济、金融、交通,无一而非独立,尤其特殊之特殊。

  南京和北平的文书交涉和一切接洽,都要经日本的手。我在三十一年又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日本杂志,题目是《告日本国民》,当中一段攻击华北特殊化,并说我们绝无南北之见,要中国南北分立的不是中国,只是日本罢了。因为那时日本宣传说中国的南北见解不同,似乎华北的特殊化是中国北方的要求,而不是日本故意使其分立,所以我有这么一篇公开的言论。华北独立,一直至基本条约废止之后及日本采取所谓对华新政策,才慢慢有统一的倾向,然而也是倾向为止,因为日本军人把持于上、商人把持于下,至日本投降时候,还保存一种特殊的状态。

  第三是提倡民族主义。南京政府还都之后,三民主义重复在沦陷区内公开宣传,我尤其极力提倡民族主义。我深怕人民习惯于日本统治,更怕军人习惯于日本支配,使得中国永远不能翻身。我对汪先生提议:重复设立政治训练部,我的用意,因为在南京政府还都时候一个兵都没有,所有的仅有任援道的绥靖军和日本利用完了的谋略部队。这些部队在二十六年底即归日本军队支配,至到二十九年初已有两年多。

  日本所谓谋略部队,只求他们不对日本放枪,其他事情日本是不问的,因此思想庞杂,纪律废弛,我深怕他们贻害人民,尤其怕他们倾向日本,则国家将贻无穷祸患。因此我把各部队军官抽调来京训练,灌输他们以民族思想,提倡不可靠人,更鼓励他们以国家自由独立的精神,勿为外人利用。我就用在成都时对中学生讲演的《三民主义与科学》作蓝本,另外写一本《政治工作须知》,最注重“负责任、求知识、守尊严”。我所谓守尊严,固然一个军人、一个国民不能骄傲,同时更不能卑屈。我当时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对日本那样卑屈的态度,我不独引为国民之耻,更恐怕由此堕落而使民心不能自拔。

  第四是提倡廉洁政治。我最引为耻辱的是民国二十三、四年,听到日本批评中国无一公忠体国之人,同时我更反省到:中国之受外侮,常因政治不修而起。我感到四悟书有句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因此我想,我不来则已,既来应当示日本人:中国并不是没有公忠体国之人,以此首倡廉洁政治而为人表率。而且,我更标出四句格言:“复兴中国,从做人起;建树人格,从立志起。”我以为不会做人,也无从救国,国家虽然丧败,如果人人能够立志做人,不以和平为发财的门径,或者中国还有出头的一天。不过我承认失败了,我虽然这样标榜,而且在上海实际干了四年,对僚属发生不了很大的影响,贪污还是层见迭出,社会也发生不了影响,奢侈淫靡还是茫无止境。人民都如食狂药,似世界末日将至,能够享乐一天算是一天,什么是中国危险,他们似乎不在乎,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复兴,他们更以为不干他们的事。这真是使我非常之痛心的。

  南京政府五年半中,可以说无日不与日本斗争,除了和日本力争和平条件之外,在政治上争行政的自由和统一,在军事上争军事上的独立和脱离日本的束缚,在经济上争取物资的保存和国家、人民的元气的保存。至于具体事实,我因为没有档案在手边,而且太长而琐碎,只好问各部门的负责者了。我还记得去年有人对我说:和平运动是失败了。我说南京这几年中对日就没有和平过,无日不在那里斗争,和日本的总军部斗争,和日本大使馆斗争,更和东京政府斗争。既然没有和平过,那么更谈不上失败不失败,至于全面和平更谈不上,这都是五年半的事实。

  (四)敌性的南京和危险的南京

  我所谓敌性的南京,是日本人眼中的南京;我所谓危险的南京,是我眼中的南京。现在我分两段略述如下:(甲)敌性的南京日本人对于汪先生是相当的尊敬的,同时也认为南京是含有敌性的,因为汪先生有汪先生的理想,而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见解。汪先生的理想,以为我以诚待人,人总是有良心的,也会感化的。近卫既然声明日本并无灭亡中国之心,那么日本在华军民也是一样的,因此日本应当让南京统一南北,使南京得到行政上的自由;使南京得以建树强有力的军队以保持和平区的治安;使南京支配一切经济以保持国家、人民的元气;使南京可以自由处置贪官污吏,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数年以来的战争痛苦可以稍得苏息;使南京自己可以保护人民,排除日本宪兵的非法逮捕,以保存人民的生命。而日本的见解那就大不同了,许多军队和官使曾受日本支持的,他们不得不继续支持。至于贪污与否与日本无关,有时或者因为贪污,他们才更容易利用。至于南北对立,更是他们夺取物资的机会。军队不必强有力,只须能够做到日本人的步哨为已足;南京政府军队有了力量,总有一天联合重庆反攻日军。

  日军是以战养战,物资在所必需,然倘由南京支配,南京一定不肯尽量供给日本的需要。南京是和重庆休戚相关的,重庆分子南京必然掩护而足妨害日本的安全。凡此种种,都是汪先生的理想和日本的见解完全对立。日本在二十九年乃至三十年还企图南京能够进行全面和平,及后慢慢承认南京为有敌性的政府。几年以来,除对汪先生表面尊重之外,发出一种批评,说重庆是武装抗战,南京是和平抗战。因为视南京为敌性的政府,对于政治,以前采一种半干涉的态度不复再打算解除。对于军队的调动故意拖延,使南京无集中军力的机会。对于经济,以办理统制应由民间办理为名,要求南京在上海成立各种统制委员会,而实际上由日人把持处置。

  除各种束缚以外,更发出南京毫无力量的宣传,由这种宣传对于各地政府以及物资处置更采一种脱离运动。照我的观察,假使日本的军事不失败那样快,南京政府的存在是很成一个问题。倘若美军登陆,南京的部队无疑的先给日军缴械。

  (乙)危险的南京

  在去年,即三十三年四月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危险的时期。…………汪先生是于三月二日赴日治病,把军事委我负责,把行政院委佛海负责。我既然负军事上的责任,我不得不替中国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是不得不为中国统一打算。…………,同时,我得到一个情报,说共产党决定以苏北的阜宁为第二根据地,这样,东南经日军破坏之后,更要经共产党一次蹂躏,我实在对不起国家,并且不能履行离重庆后呈蒋先生信内“国必统一、党不可分”的诺言。因此,我一面决定一种军事计划,并一面召集各将领在南京会议。

  日本的态度暖昧如此,而南京的军事情形怎样呢?除了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分布于苏浙皖各不相联外,苏北的李长江旧部和原有的部队,自经项致庄改编后成立两军。这些部队以分防的关系没有方法训练和教育,而且械弹缺乏、配备不全。我打开地图一看,我们没有一个队伍不给共产党包围,而警卫一、二、三3个师,除了第一师刘启雄留守南京以外,日本总以分防为词,不让我们集中。至是,三个师的内容、配备比其他各师较优,一、三两师的军官多数是军校学生,虽然反共的意识坚强,但是待遇方面因为不是地方部队,无特别的津贴,也较各师为薄,以是逃兵很多、兵额不足。我经过很长的时间考虑,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先作一个防共区域的准备。因此同时将苏北、江苏、浙江三省长官更迭,将江苏交任援道,将苏北交孙良诚,将浙江交项致庄,企图将这个地带保持住,使东南得到一个安全地域,一旦有事,不致沦于匪手。

  当日我召集各将领会议,我曾声明,为中国的前途,为未来的统一,我不能不做这个打算: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反脸的。当时我曾提出:(一)由河南调动孙良诚的部队到苏北,增厚苏北的兵力。(二)将苏北三个师调浙江,因浙江除第一方面军程万军一师,没有其他队伍。(三)集中第一方面军防守京沪线。(四)以上海交税警团和保安队。(五)将警卫三个师集中于南京,清剿茅山匪区,打破共党三山一湖的计划,并防止共党渡江之路。我这计划是在三十三年四月提出,而孙良诚的部队于十二月才完全到达苏北。因为孙良诚的部队是驻在河南,而调动河南队伍必需〔须〕和华北军部商量,东一拖延,西一阻挠,竟费八个月的光阴,才能完成一部分计划。………至于吴化文部队由山东调驻安徽还是今年的事。其初我想将吴化文调陇海,而将张岚峰调安徽,末后也因日本障碍没有实行,除了军队布置以外,最缺乏的是子弹问题,日本是从来限制我们部队的子弹的。南京修械所是没有办法了,无烟药是买不到了,我只好嘱咐各军自行设法购买和制造,最好是不要让日军知道,以免又发生掣肘的事情。其次更密嘱各军于中央部队联合剿共时,设法密送械弹过来,使得增厚剿共的战斗力。其余我专候中央部队的反应,使东南各地于日本退兵时,不致沦入匪手,致对统一又多一重障碍。

  以上所述的军事布置都是事实,我今日不是以为还有功可言,更不是以共产党问题为投机的题目,政府可以询问各军,都可以知道我的布置和主张。

  (五)汪先生逝世以至日本投降

  汪先生终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不治逝世了,我一方面非常悲恸,一方面更想到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已了,但怎样可以结束这个局面以使国复归于统一呢?南京政府不是我一个人主张就可以解散的,立刻解散一定受到日本的胁害,同时也没有别的机关可以维持治安。如果东南一乱,我仍旧对不起国家,仍旧不能达到中国顺利统一的理想,因此我不肯就主席职务,只以代理名义维持,等待国家的统一。同时,于十二月二十日发表声明,宣言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更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这个声明是表示我数年来的思想,并且回应我离四川后呈蒋先生那封信。当时南京仍在日军扶持之下,我不惮率直地表明南京无与重庆为敌之心,而南京政府真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合作的。我也不惮明白表示党不可分的理论。我并不是今日要叙述我的勇气和决心,只是八年以来的一贯主张,到了我可以发言的时机,应该披肝沥胆,与人以共见。

  布置是差不多了,主张也表示过了,所苦的,我不能和蒋先生通消息,原本我有两个电台:一个是我自己设立的,在上海开纳路七十四号,那电台设于三十一年下半年,是供给蒋先生侍从室刘百川用的,那呼号是GWAZ.XZWW.LXY,我从来没有直接消息报告蒋先生,因为总感到关于日本普通的情报自然有报告。关于日本谋和事件,总以这些条件我自己都不满意,那能告诉蒋先生?至关于个人问题,只有等候蒋先生的命令,我无自己表示的必要。其次一个电台是戴雨农先生底下的陈中平的。那个电台一次为上海日本宪兵破获,把人全捕去了,我出面保释,并要求交回电台,叫陈中平继续设立。那电台的呼号是QSF·AVL·EQF·JVO·CLT·JOH·VCQ。后来陈中平因为恐宪兵监视,或作或辍,多数电报都送往浦东。自我就任代理主席,刘百川早回内地,第一个电台已经日本宪兵干涉了几次,终于把电台封闭了。剩下陈中平的电台,据说没有和蒋先生通信的密码,那时我竟没有办法,只好企图蒋先生有人到京沪,可以使我表明我的心境和在此地的布置。

  我还记得我见过几个人:一位是何世桢先生,一位是顾宝安先生,一位是两路党部负责人(姓名我已忘记,可以问傅式说),一位是胡鄂公先生,一位是赵冰谷先生,我都托他们把我的心情和布置转达蒋先生。我告诉他们:我对汪先生心事已了,责任已完,现在此间正候蒋先生指示办法。至于防共,我已尽我的力量,大致东南不致有什么问题,将来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割据,我绝对服从蒋先生,我极盼望党能团结而国复归于统一。何世桢先生是驻上海,其余的人或者要回内地去,或者自己要去内地的,并且我郑重告诉顾宝安先生,请他转告立夫先生,或可能时呈明蒋先生,派一位相当重要人来沪,这样可以直接联络、直接通电,可是到我离京之时,我依旧没办法和蒋先生通消息。

  不过,军事方面已和顾墨三何柱国两位取得联络。大概今年五、六月间,有一位姓杨的湘人(名字我也忘记,可以问赵尊岳),奉陶广军长之命来见我,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剿共。我和佛海商议之后,派陆军部督练处处长张海帆和陶先生的代表到浙江,张海帆不但见了陶军长,并见过顾墨三先生。顾先生还派高级参谋柏良来沪商谈具体问题,我立刻叫参谋次长祝晴川至沪,和柏先生商订军事共同行动几个纲领。后来我回京之后,听说柏先生又因路不通,逗留杭州到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已回到浙江没有,我不知道。除共同剿共问题,我曾和柏良谈起日本问题,我主张不必在日本本地登陆,只在台湾登陆,日本即会屈伏〔服〕,在台湾登陆牺牲较少,而成功则一。柏先生主张我派一代表见蒋先生,可是我实在没有一个熟人可派,只请柏先生转告顾先生,请他代达我的意见。

  何柱国的代表吴树滋也来南京见我了,并携有何先生一封信,说奉将先生之命来联络剿共的。那位吴先生是林柏生介绍的,我派军令部次长杨振和吴先生接洽,何先生并要求我派蚌埠绥靖公署参谋长郭尔珍和他接洽,可是郭尔珍患病未行,我后来到蚌埠,还催郭尔珍前往,并亲手写了一封信给何先生。我叫杨振在南京设立一个电台和何柱国先生通电,并曾嘱张岚峰和何柱国先生见一面,商议军事问题。

  军事合作正在进行,日本投降了,以往的事不过因叙述之便,简单说一个大略。以下还简说我的心情,然后说到南京政府解散后一段故事。我自到南京,除前述几个原则之外,我决定第一不批评抗战,更不愿诽谤蒋先生。我总觉得抗战是应该的,和平是不得已的,我是赞成蒋先生的主张的。因为和平到了南京,目睹日本的种种行动,我更感觉有抗战的必要。我还记得内地有人出来,传说南京的人们以为抗战愈烈,和平愈有办法,这种传言并不是谣言,的确是事实,也是南京的见解和主张。第二,我手写文章不曾称过日本为友邦,因为我不认日本足为朋友,大家复按过去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可以知道我的心境。第三,不请重庆的同志和部队参加和运,我总以为我到此地是我和汪先生的私人关系,我是来补救的,是准备受苦的,我自己已是受苦,我更不愿拖其他同志受苦。至于部队,除了后来因联合剿共之外,我始终没有和一个内地的长官交通过,因为我不愿意拆散抗战阵营,尤其不愿以一个师长和团长受日本的一个尉官指挥监视,我不愿和留在重庆一个同志或部队通过信或者希望他们出来,除非同志已经出来,那我只好替他找一件工作,这是可以查考的。第四,凡是重庆同志有被日军逮捕的,除非我不知道,或者出乎我力量之外,否则必定设法保释。我不是借此见谅于同志,而是援党不可分之义,实行我的主张。第五,凡是被俘的军官,我都赞助汪先生设法安置。我总觉得内地军官的民族意识和反共思想比其他杂凑的队伍强烈的多,中国不幸而败,可以作复兴中国之基,幸而战胜,则这部分军队终可为国之用。第六,在上海范围之内,尤其在去年十一月以后,我对于重庆的情报人员极力掩护,并同意于各地军政人员和中央人员交通。

  至于传达日本和平条件,我只有两次,两次都托一位朱文熊先生往内地报告。第一次大概在前年底,时间记不清。比较具体的是去年小矶内阁登台以后,由柴山陆军次官携来五条,内容我已有些模糊,大致是中日对等和平,日本立刻全面撤兵,中国在和平后可以中立。我以为这些都不大相干,最要紧是可以谈东北问题,撤消满洲国。柴山答复可以讨论,我认为比较具体,所以和佛海商量,又托朱先生往重庆一行。朱先生是商人,与政治无关。朱先生是在汪先生逝世前动身的,直到今年夏天才回上海,问日本更有无进一步的表示,那时已过了旧金山会议了。我劝日本大使谷正之,最好日本托重庆调停,谷正之不敢作主,要报告东京。后来我在今年八月底到日本,才于报上得有消息,日本拟派近卫赴俄,托俄国调停。我当时主张由中国出面调停,以为可以增强中国的地位,增加中国的发言权,并且将来收复东北不致有其他意外。

  不料日本倒信苏联而蔑视我的提议,大概日本还以为日苏还有互不侵犯条约的关系,而且在德苏战事正猛烈时候,日本不动,总以为苏联可以帮她的忙罢。

  (六)南京政府解散和赴日归来的经过

  日本于八月十五日公布投降消息,日皇和铃木内阁总理广播投降,南京政府也决于十六日宣布解散。南京最危险的时期是在十日至十三日那几天,因为阿南(惟儿)陆军大臣在十三日还发布继续作战命令,并勖励官兵努力作战,而在南京的日本总军部态度始终不明。我那几天分头和军部及大使馆接洽,以为中日感情如果要恢复,如果我们更要为中日两国前途计,应该服从日政府命令投降,并且千万勿在此时更留一恶劣印象在中国,使中日感情万劫不复。我当时所最忧虑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日军继续作战。如果日军不顾一 切,那么中国一半地方必会糜烂不堪,人民伤亡更加惨重。一件事是日军和共产党联合,成为长期内战,因为日军部许久就散出谣言:万一无路可走,只有和延安携手。一直至八月十四,情形已比较安定,谷正之曾劝冈村,说投降已是不免,但日本能够协助中国复兴,使中国能为东亚领袖,则东亚尚有前途,而日本也可以依中国自存,这也是一种事实,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至到十四日谷正之正式来见,说明日本投降已没有问题,军部的今井少将、海军的小川少将也分别来见,报告日军决以最大诚意履行投降条件,并表示一切设备都不破坏,俾得换取中国的好感,以留将来中日合作之基,至此我才放心。十六日早上佛海也由上海来京,下午举行会议,宣布南京政府解散并发布宣言,勖各将领以统一为重,不得有轨外行为,更不得意图割据。宣言的全文已登在报纸及即夜广播,请大家去查考,我手边也没有这种原稿了。同时因为办理各部门的结束是要有机关的,于是成立一个“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维持各地治安也要机关的,于是将以前的“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我连夜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南京政府业已解散,并报告蒋先生几件事。那个电文我已没有存稿,大致第一件是说明日军投降没有问题,不过集中是需要时期,由小队归中队,中队归大队,集中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听候缴械归国,希望中国勿迫之太急,恐有意外。第二件是日军决定不再对共产军作战,因为冈村说共产军也是中国的部队,是与重庆军队无别的,也是战胜国的部队。除非共产军袭击,否则日军必定退让,我特别请中央注意。第三件报告宣城已为新四军占领,芜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大意如此,并乞指示机宜。这个电报是写了,可是没有密码,更是电台叫不通。十七日下午,我才交何世桢先生转译电呈蒋先生的。

  南京政府解散的那夜,京沪行动总队发动了,我在下午六时接有报告,说周镐拟于是夜行动,占领各机关。我只知周镐是佛海推荐为军事委员会的科长,后又推荐为无锡行政专员。我打一个电话给佛海,说在此时治安是第一紧要,南京一乱,恐无法收拾,请他劝周镐不要随便举动,等候蒋先生派人来接收各机关,以免南京混乱,佛海说已派人找周镐来劝告了。不久,警察总监李讴一又来报告说:周镐已张贴告示,着银行不能提款,其他还有几条,都可以摇动治安的,并揭那张告示来见。我叫讴一去见佛海,请示办法,因为我那时已解除一切职务,所谓临时政务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只是临时机关,就是指挥署也只能指挥原有机关,对于行动总队我是无法处理。我又电话问佛海,佛海说找不到周镐。

  到了十一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有人至军官学校演说,要接收军校,这样四方八面报告,使我无法处理。如果要镇压,必至立刻冲突,以致刚在日本投降以后同室操戈;如果不镇压,眼看南京立刻成了混乱状态。我徘徊至天明,我想,支持南京残局是佛海和我共同负责的,佛海既无意见,想或者另有办法,我可以趁这个时候卸责了。拂晓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是否让人接收,我立刻答复:倘然于国家统一有好处,于地方治安有好处,就听候接收罢。到了十七日八、九时,说萧叔宣受伤,赵尊岳、吴颂皋及其他许多人都已被捕,我只好回到西康路办公室听候事态的发展。我托人约周镐和祝晴川于十一时来面谈,我想接收机关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南京治安一切善后我倒想知道他们的办法。等到十一时,两人都不来,我决定三件事:一、再不打听消息。二、不向日本人要求援助。三、静坐办公室内等候逮捕。这样在办公室内静坐,一直至十二时半才回家。

  到了下午两点钟,军校全体员生都武装到西康路了。当时,我还以为他们奉命来要我表示态度,或是来逮捕我的,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不肯改编而来请示的。我集合学生的代表,问他们有何要求,并且告诉他们在中国大统一的时候应该服从蒋委员长。他们说,他们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但不愿受不知那里来的人收编。我只好向他们安慰,答应去电蒋先生,请示办法。同时佛海派人送来一信,说已由日军部小笠原出面调停,周镐已停止行动,此事已告一段落。然而这次行动之后,南京真是一日数惊,新街口新四军散发传单了,四郊的新四军也蠢动了,南京秩序我只好勉强维持。十七日下午五时后才会见佛海,我和他两个人打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请即派大员来京维持,以免纷乱。佛海又终于十九日上午又匆匆的回上海去了。

  任援道在十四日以前曾两次派人来京,说已就蒋先生委任的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路及南京治安,我极盼他早日来京,商量一个办法。不知任先生从哪里听来谣言,说我在南京集中兵力反抗,所以他原定十六日和佛海同来的,时至也不来,并且在苏州车站对佛海说: “公博要干,那是我不能去的”。我想想真是奇怪,我于去年十一月已发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为什么援道还有这种怀疑?而且日本以一百多万的军队力量都投降了,我难道拥这些残破部队来反抗中央吗?我深深自叹,数年来的心情而被人误会至此,真是无话可说。我在十六日见援道不至,和佛海连名去电促其来京,恰巧援道也派他的军长徐朴诚来探听消息,我把我的心情告诉徐朴诚,并嘱其转致援道:立刻来京一行,共商维持治安办法。

  援道于十八日下午到京的,可是局面又僵住了:第一,冈村说没有蒋先生的正式通知,不承认有先遣军可以执行职务。

  第二,警卫师刘启雄不愿受援道的收编。第三,海军不愿编入先遣军,要等候蒋先生的命令。我那时的地位已处于万难之境,南京治安是要维持的,治安委员会的地位是不够指挥的,军校学生住在西康路不肯撤退,正等蒋先生的后命。江北迭次告急,无兵可调,眼见南京感受极大的威胁,行动总队还要行动的消息,每日还有这种情报。我听能指挥的,仅有军校一千余学生、宪兵和警察。倘然南京一旦有警,我是无法可对国家的,只有尽我个人之力维持罢。我又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以上情形,那电报是借市党部许志远密码打的。那个电稿我已不在手中,大概说明援道不便指挥刘启雄,盼示机宜,海军最好仍暂以凌霄主持,等候交代,军校请蒋先生自兼校长,候蒋先生到时再行解决。

  最后想到我本身问题,国家能够统一,能够胜利,这是我数年来梦寐求之之事。蒋先生如果以我过去数年之事为有罪,我应该束身归罪;如果置数年之事于不问,而认我终是统一障碍,也请蒋先生定罪。因此,我决定留京待罪,听候蒋先生命令。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后,告诉我许多消息,说蒋先生是对我谅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滞留南京,反使蒋先生处置困难。任先生直接劝我两次,间接托人劝我两次,当时我无法能得蒋先生的真意,而能通电的据说只有任先生。

  任先生还说蒋先生要我离京是不会来电,而且不好来电的。但我还是等候蒋先生命令,而且我一离京,治安是否发生问题,殊不敢必。我非俟有人来京,我不好轻易离开。

  至到二十四日,今井少将已由芷江见了何敬之先生回京,报告赴芷江经过,并说:冷欣副参谋长将于二十六日抵京,中央部队将于二十七日由飞机输送抵京,何总司令可于三十日抵京,这样负责有人,我可以暂时离京了。在国家大统一的千载一时之机,我怎么可以使蒋先生为难?而且二十四日之时,任援道还带张海帆来见,海帆劝我急于放手,我想还有什么手可放?因此在二十四日下午五时与日本使馆接洽,借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于二十五日离京。当时预定或飞青岛,等候海船赴日,或飞日本,都没有决定,因航路已发生种种障碍了。临行之前,我曾呈蒋先生一函说明我的心情,并谓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出而自首。那封信很长,并没有留稿,但回京之后曾问萧毅肃参谋长,他说已经见过,那么蒋先生一定也见到了。我那封信是留交浅海和冈田两顾问转致何敬之先生和王东丞先生的。我把那封信交浅海和冈田,是我不知我离京之后,南京再有何人留京,日军是等候缴械,不致走的,所以我托了他们。此外留一函给任援道和胡毓坤他们维持治安,因为他们都是“治安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我再留一函给冷副参谋长,有云:望兄之来有如望岁。请他召集原有军警机关,维持治安。我预料我二十五日离京,冷副参谋长二十六日抵京,南京治安便没问题,我也可以放心卸责了。

  于此,我附带说明几件事:第一,我离南京是不是放弃责任?我记得何世桢先生在八月十六日到南京,携有顾墨三先生一个电报,是给周佛海、丁默屯阝、罗君强、任援道和我五个人的。那电报据说是侍从室打给他转的,说日本投降,叫我们协同国军缴日军的械,可是那个电报并没有命令叫我维持南京治安之责。同时,另外有一电报是命佛海维持上海,委任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线及南京治安。我立刻发生困难,因为援道已受命维持南京不必说,警卫第一师刘启雄也已接援道的通知为先遣军第一路指挥,负责有人,我再不能负责了。我呈蒋先生两个电报,一个是报告南京政府解散及日军动态情形,一个是报告警卫第一师,第二、第三师,海军及军校情形,中间免不了有所条陈,是亟盼指示的。除第一个电报何世桢先生代发,我恐怕辗转迟到,后来因重庆和南京电台已叫通,两个电报一起都借市党部许志远的密码再发,及后又以电台的密码再发(重庆电台和南京电台约好暂以总理遗嘱做密码)。可是截至二十四日,我得不到蒋先生或侍从室的复电或指示。不过我因为任援道还未能执行先遣军的职务,依旧勉强维持。这九日以来,真是筋疲力竭、寝食不安,幸而据今井报告:冷副参谋长可于二十六日到了,中央部队也可于二十七日到了,我在二十四日下午还召集宪兵和首脑会议治安,这样我自问已尽了我个人应尽之力,而且我不但顾到南京治安,并且顾到各地治安。我深怕各军还有疑虑到没有保障,我于二十日前后打了一个通电给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郝鹏举,勉励他们并嘱咐他们接受中央命令,维持地方。同时我更广播,叫各军接到蒋先生委任的,应该立刻接受服从,没有接到委任的,请他们直接电呈蒋先生指示。这个广播词也登各报,都可以复按。这样布置完毕,我才准备离京。第二,我为什么赴日呢?因为当日京沪谣传,我还要拥兵反抗,援道疑我故不必说,而且援道对我说,已有人报告蒋先生。蒋先生并说:“公博断不至此。”可见有人报告我拥兵自卫是真的了。我要离京,最近的不外扬州、蚌埠、徐州,那三个地方都有南京前辖的部队,岂不又要发生谣言,使我无从自明。

  我想青岛是没有南京部队的,日本是打败仗的国家,国军就要进驻的,这总可以免去拥兵反抗的嫌疑了。第三,我要说明的,这次同行的有五、六人之多,或者外间又会谣传有一 种结党的行动,其原因为林柏生和陈君慧在那天二十四中午两个人的狗同时被人毒死了,这事太过离奇,令各人不由得发生恐怖。他们都愿意受合法的裁判,而不愿受恐怖的威胁,所以一并暂离。而且我当时也曾声明,何时蒋先生有命即何时回来,所以大家同去,大家也同返。

  二十五日离京,飞机以天气关系一直飞日本的米子,事前毫无联络,到了米子才找旅馆。三日后东京外务省才派吉川科长来探见,我当日表明我到日本只是暂居,何时蒋先生有命,即行归国,并不要求日本任何保护。九月初旬离米子赴京都,住在金阁寺,大概是中旬的十八、九,外务省大野局长来见,说何总司令有一个备忘录给冈村,说我自杀是假的,要日本护送归国,日本政府已指示冈村答复,说陈公博是爱国的,绝不反对政府,希望中国重行考虑。我当时答复大野,我爱国不爱国,自有国人公评,日本无代为辩护的必要。可是我引为骇诧的,我已留呈蒋先生一函,为什么有我自杀的谣传?只#要#有命令我即自首,更何必有备忘录?我问大野,我留呈蒋先生一函,究竟浅海和冈田已交何总司令没有?他说不知道。我托他打电报问冈村,俟得消息然后归国。九月二十四日早大野又来,说我那封信到了十九日才由冈村交何总司令,至于何以延误,他不知道,并说了许多道歉话。他并说何总司令曾派钮处长见冈村,依旧希望我归国自首。我立刻草了一电报叫他回东京拍发,我又恐怕密码有错,自抄一份电文和致何总司令一封信,交他寄南京,因为他说最近将有交通机可以至京沪各地。我现在把函的稿文抄录于下:南京何总司令敬之兄勋鉴:并请转呈蒋主席钧鉴:公博至八月二十五日离京之前曾留呈一函,想达钧览。数年郁郁之私,一旦得达,殊快所怀。公博原决留京待罪,只以当日传闻,有谓公博宜早离京沪,庶免钧座处置困难,以故对于京中善后诸事处理完毕,即匆遽离京。此行决非逃罪,故留呈函中,曾有钧座若有命令即行出而自首之语。顷闻本月九日总司令部对于公博之事,有一备忘录送致冈村,二十日复派钮处长传达钧意,辗转传达,今始得悉。公博能回国自首,本为日夕祈祷以求。今既出钧意,归心更急。惟交通困阻,船机不通,伏望派一中国飞机至日,俾得早日回国待罪。区区之忱,尚希明鉴。陈公博叩首。

  敬之总司令吾兄勋鉴:八月二十五日曾于离京之前,曾呈蒋先生一函,托兄及东丞兄转呈,内容想已达览。弟之离京决非逃罪,只以当日传闻,谓弟再留京沪,将使蒋先生处置困难,因是不得已匆遽离京,以待后命。顷闻总司令部对弟归国之事,曾有备忘录送致冈村,复派钮处长传达尊意,弟决本留呈蒋先生函中原意,归国自首。惟有一事请兄代弟转达者:当日来东,本非夙愿。惟无论暂居国内何地皆有军队,深惧予人口实,造作蜚语。蒋先生之意既明,弟归心更急,最好能由国内派一中国飞机来日,俾得早日成行。此种请求,或为逾分,然区区之心,度亦为兄所深谅。再者,本月二十五日,弟为自首事,曾有一电致兄并请转呈蒋先生,恐电报梗阻,文意或有不明,兹再抄录一分,尚乞转呈为祷,专此即请勋祺。弟陈公博谨启,九月二十五日。

  托大野拍了这封电报、发了这封信以后,渺无消息。直至九月三十夜间,外务省驻京都的办事人山本来说,已接外务省的长途电话,说中国飞机已到米子。因于十月一日夜间乘火车到米子,翌日下午遂于米子动身,因为风雨所阻,在福冈又住一晚,在十月三日回京。抵京以后又听到两个离奇的消息:一个谣言说我自杀是收买新闻记者,故意放出来的;一个谣言说我曾和一个共产党叫做马隆的接洽过。做第一个谣言实在太不知我的心情,我一生就没收买过新闻记者,而且自杀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实在说,汪先生逝世后,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对蒋先生的心事还未了。我所谓未了,是怎样可以表示拥护统一和服从蒋先生。固然蒋先生用不着拥护,但我终不愿有任何反抗的痕迹。自宁汉分立以后,或者蒋先生对我有误解,我不免对蒋先生也有误解,但自二十九年到南京以后,身受公私的痛苦,深知以往党的纠纷,并非我想的那么单纯,非身受其痛者不能自知,所以我决定找一个机会向蒋先生有所表示和自白。在中国千载一时的大统一时候,我应该束身待罪,任何处置我甘受无词。我是自命主张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而有反抗行为,那么共产党破坏统一,更使中央难以处置,至对于死生我早已付之度外。当二十九年来京,赤手空拳在敌人的势力下要保护人民、保存物资,随时随地都可以死,不过以死而反抗蒋先生我是不为的。我离京时曾留蒋先生一函,说若以过去数年为有罪,请先生处置。就不以过去数年为罪,而认我是为将来统一障碍,也请蒋先生处置,这是我一种对蒋先生心事未了的心情,这是我一种见解。至于说我和马隆接洽,任援道先生更对人说他化了二百万才买到这个证据。我自十六年分共之后,即没有和共产党往来。前年我曾草过一篇《我与共产党》一文,登在《古今》杂志,可以参考。马隆是怎样一个人,我不知道;共产党有无马隆其人,我更不知道。空穴来风,是丹非素,谣诼之来,我真不知什么原因和怎么一回事。

  在日本一个月,所得的材料也不少,尤其在日军投降后的动态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于十月三日抵京,在五日曾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托何总司令转呈蒋先生,因我想将来受处分是一件事,而我是一个国民,有向蒋先生报告日本情况的义务,又是一件事。现在把那报告抄在下面:蒋先生钧鉴:八月二十五留呈一函,九月自首有电,谅达钧鉴。兹将居日一月以来观察所得择要报告,或于将来对日政策,可供采纳。
 
  (一)美国在华盛顿公布,交马克萨执行处理日本方针中,有只利用日皇及现政府,而不一定支持日皇及现政府之语,则美国政策至已明显。惟公博观察,日本皇室有一千余年之历史,自明治维新以来,人民迷信已久,恐团体革命须期之第二代,而非目前可以一促即成。目前日本自降伏之后,举国秩序尚大致安堵,军阀经已铲除,而社会尚无新生之力量可以继起,我国对日宜注意此点,不知钧意以为如何?

  (二)日本降服之后,其政策绝对倾向美国,而感情则绝对倾向我国,以为日本已无力量,极盼我国成为实际之东亚领袖国家,不但可以使日本有靠,并可使东亚地位有一转机,其意正诚,可谓举国朝野一致,不但日本本土如此,即在华之投降将领亦复如此。惟日本国力已微,举措均感不便,例如对英之外交本有渊源,今亦犹疑,不敢进行。因对某一联合国表示亲善,深虑其他一国不满。我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苟加上七千万之日人怀诚,于中国前途有莫大裨益。至于如何运用,则钧座想已有成竹在胸矣。

  (三)联军初进驻日本之时,日本政府对于赤化非常恐怖,恐美国极端提倡民主主义,或足煽动共产气焰。最近联军总部曾秘密通知日政府,令其严防赤化,日本政府始告放心。此系近卫文麻吕亲对公博所言,谅为事实,亦殊可注意(公博居日一月来,未尝与日政府要人往来。上月底近卫以母丧开吊于京都,而公博亦决定十月一日离京都归国,于十月一日下午始允一见,合并陈明)。

  (四)现在日本政府决履行波士坦宣言,朝野均具诚意,惟其中尚有若干距离。联合国所希望,要日本履行该宣言最大之限度,而日本以国力太微,希望实行该宣言之最小程度,因此距离,从此内阁将不断更迭。闻吉田已有组织过渡内阁酝议。将来日本内阁不断更动,政府当然常在动荡之中,是否可以因此惹起向上之革命,抑因此而惹起反动?对中国孰为有利,深望钧座预为考虑。

  (五)日本国情自降服后有相当之转变,举国上下绝不矫饰,皆自省自责。全国报纸即在美军统制之前亦公然承认错误,谴责军阀,并登载日军在外之暴行,使全国妇孺皆知愧怍。其余,政府命令全国一致遵守,曾无异言,中间虽有一 度八月十五日警卫师事件,然迅即平伏。公博对此殊出意表,故对今后之日本亦感不宜轻视,亟应定一政策。

  右所报告,皆是在日所得。至于内政,公博不敢妄有所陈,然亦不敢以待罪之身壅于上闻。谨此报告,万请钧安。

  陈公博十月五日

  关于日本问题,我可以不再说,不过我实在不能已于言。

  呈蒋先生的信还是很简单,可是我们不可不加以注意,日本有两个极大的难关:一个是每年缺乏食米三千万担,一个是将来解除武装的军人回国都失了业,于政治、社会都有极大的威胁。

  除以上两大问题以外,日本的组织力和教育科学仍是不能漠视。马克萨(即麦克阿瑟)元帅曾发表谈话,说不使日本国力伸张于本土以外,日本已不能成一强国。但就以本土范围而论,无论你想也罢,不想也罢,日本终不失为东亚的领袖。我听他这几句话,内心有无穷的感想。我们现在也讲复兴,日本也在讲复兴,但结果谁的收效快,我是有些不寒而栗的。日本如果成功比我们快,我们至少精神上很受一种威胁;日本如果不成功,又增加了中国的负担,并且间接必受其累,这真是一个伦理学上两难论。我深盼蒋先生对日早定一个政策。

  (七)结论

  平情而论,南京政府组织以后,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元气保存不少,这也是事实。可是无论如何,我终不以为然,我不愿汪先生离开重庆,不愿眼看着汪先生牺牲,更不愿汪先生受人批评,更不愿蒋先生与汪先生有裂痕,致为别党所乘,这是我个人的心情。而汪先生认为我的理由是单为汪精卫,而不是为中华民国的。但是为汪先生也罢,为中华民国也罢,我就是这样,不但民国二十七年如此,就是二十七年以至汪先生逝世也是如此。

  汪先生现在逝世了,他的理想,我是不忍埋没的。他总以为中日两国是邻国,终不能永远打仗,应该找一个机会和平。他总以为中国国力不能抵抗,只求日本无灭亡中国之意,不妨讲和平。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他总以为日本总说中国没有诚意,我现在表示极大的诚意,这样可以成立中日间的真和平。中日能够真正和平,我汪精卫是任何牺牲在所不恤的。中国能够保存多一分元气以为国家复兴之基,我汪精卫就是受人唾骂也是甘受的。可是理想常与事实相反的。我也承认日本无灭亡中国之心,可是他无灭中国之心,是他没有灭亡中国的力量,并且无灭亡中国的勇气。无灭中国的力量是大家所知道的,至于无灭亡中国的勇气,就因为日本的文化大部分是由中国去的。大部分的日人除了以武力自骄之外,心中总有日本文化胎于中国的思想,因此不由得起了对于中国有一种说不出的和潜伏的敬畏心。不过不灭亡中国是一件事,而要控制中国又是一件事。有了控制中国的心事,无论汪先生的理想如何远大,诚意如何真挚,总是格格不入。而且日本是还要战争的,在中日事变没有结束以前,仍然以军事为第一。

  因为军事第一,军需也第一,任你的理论如何远大,日本还是搜括物资、压迫民众。

  南京和日本无日不在斗争之中,中日协力是一个斗争的代名词。日本所谓对南京协力就是干涉,而南京所谓对日本协力就是争龋其初南京以中日合作为号召,再则向日本争回中国的物资,末后太平洋战争起后,更以参战的名义不但向日本争回中国的物资、收回租界、撤消治外法权、取消辛丑驻兵条约,都是南京向日本斗争中的一种表现。至于各部门的斗争,看各部的档案,可以知其大要。

  斗争一天天的尖锐化,末后日本已采孤立南京、转而直接压迫民间的政策。所谓商统会、食粮统制委员会、棉纱布统制委员会等,都是日本孤立南京一种奇妙方法。我认汪先生的理想失败了。以前我在二十八年十二月,也曾劝过汪先生:在中国军阀的军队占据的地方尚且不能实行我们的理想,何况外国军队占领的地方而可以实行我们的理想?无如汪先生有他的理想,有他的勇气,总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为日本总会觉悟,而且已慢慢的觉悟,他总有办法。

  沦陷区的人民对日本痛恶极了,我此次在日本还看过日本报纸一篇社评,说日本失败原因,和平区的人民不信任日本比较抗战区更甚,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不过觉悟太晚了。

  南京不止对日斗争失败,本身的行政也是失败。除了任免本身的官吏比较自由外,各省的长官任免是须当地日军同意的,各县的长官任免是须各省的联络部征求军队同意的。因此各地有些不肖官吏只知有联络部,不复知有政府。无论如何贪官污吏、骄兵悍将,一有日人支持,不要想惩办他们。而日本反日日宣传,说南京政府怎样没有力量,时时都在那里鼓吹改组。物资是在日人手中,金融是在日人手中,交通也在日人手中,这样南京是失败了,然而还是斗争,一直至解散为止,自然如我上文所述。自有南京,国家和人民的元气保存不少,但保存至何程度,我是不好妄为臆测。其余,军队被日军监视很严,特工更可由日本用一个梅机关直接支配。二十九年和三十年,我因为特工纲纪太过败坏,并且影响及于一般政治,报告汪先生应该注意,汪先生也曾太息过说:“你今天还以为特工是我们自己的吗?”汪先生这一句话,实在非常痛愤。

  日本失败,在日本自己批评说没有大政治家。在我看来,自从“二·二六”事变以后,虽有善者,已未如何,因为权已下移,人各骄纵,日本的皇室不敢过问,而政府只好迁就军人。而所谓军人,权皆不在将官,而在佐官阶级。这一般佐官,对于政治是不懂的,对于经验是没有的,对于理想是盲动的,对于意气是固执的。因为这般骄横的官佐,日本就这样失败,而中国就给这般骄横的官佐弄得天翻地覆。

  在过去几年中,南京交涉对手是谁,也是一个最奇怪的谜。一切问题,南京差不多无权处理,要问总军部和大使馆,过去更有所谓兴亚院。这三个机关就意见不同,有时积极的斗争,有时消极的推诿。这就是陆军部应该负责吧,还要问上海登部队的同意,登部队还问苏州部队的同意。至于北方更不必说。华北不止对中国特殊化,就对日本的总军部也是特殊化。这样,不止一个佐官可以破坏一个政策,一个主任尉官也可以破坏一个政策。不只南京对手是谁是一个谜,连日本本身谁是负责者也是一个谜。除了极少数的人和日本有私人经济关系以外,没有一个人不反日,甚至乎和日本有经济关系的人也在那里骂日本,这是这几年来我在南京眼前的普通现象。南京和东京海军部、大使馆斗争,各省政府和县政府是和各省的日本当地部队斗争,至于一般学校的青年和民众更是激烈的反日。我不是替南京辩护,我是描写一种事实,我愿大家平心静气的去考虑。最近我听到南京的各学校要解散以备重新训练,我以为南京反日的情绪是够的,民族意识也够的,重新组织是必要,因为组织已经涣散了,可是重新训练,我以为应该慎重处理,因为他们本来是反日的。

  青年有青年的心理,他们以为我是反日的,现此被视为亲日而重新训练,或者会引起一种异感。抚慰民众和青年是目前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希望当局考虑我的意见。

  我写了很长的事实,一切立言与观察,似乎我不是一个当事人,而是一个第三者。是的,因为要写事实,我不愿矫饰,但我同时也不诿过,陈列许多事实听候蒋先生判罪。

  我写得太长了,我应该就此结束。但经过这次战争,我还有些感想。我既然是一个国民,应当为中国前途着想,向当局陈述些意见:第一,在第一次欧战,我没有经验,但在此次战争,我有很多不只耳闻,而且是目睹的事实。我总以为世界还是停滞在部落时代,没有进步。部落战争的结果,都是把敌人的财产和妇女掳掠过来,以供己用,而在此种〔次〕战争实际毫无所异。日本在中国和南洋的强奸妇女,苏联攻入柏林时的行动,此次日本投降、美军进驻,也曾明令日本供给妓女七万人,并指令七个美军分配一个娼妓,这都是见之报纸记载的。因此我想到世界文化进步是表面的,而骨子里还停滞在部落时代。以此,中国对于军备亟应注意,我们无疑的是爱好和平,不愿侵略,但为保持和平、防止侵略,注意我们不要再做被征服的部落,对于军备应该加以准备。

  第二,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谈,我最近十余年以来是承认中国教育失败的,在政府不易得一个奉公舍己的公务员,在军队不易得一个洁身自肃的军人,在社会不易得一个尽责守己的国民。以后教育方针怎样定、教育方法怎样改良,我以为是当前一个严重问题,我盼当局重新考虑教育方针。至于扫除文盲,真要全国动员,不要再敷衍下去。我看见日本战后那种困苦而人民那样镇定,我真不寒而栗。我不是说日本还能贻害中国,但中国怎样自立自强才能领导东亚,极是一 个问题。

  第三,我在实业部时候最迷信重工业,但经这次战争痛苦,我感觉我们基础不足、技术不够,不要说重工业,就是一般民生需要,立刻发生严重的威胁。我不是说重工业不能提倡,但是轻工业和化学工业也同时并重。现在已经没有日本的威胁,对于轻工业不妨作一个长期缜密的打算。

  最后更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内地情形怎样,我不深悉。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 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我也想过,在一个国家破败之余,明日我将如何,我还不知,倒不如尽一日生命享乐,以求一时之满足。

  这种风气所趋,恐怕非一时所能挽救。一个国家胜利,是不是会骄盈?充骄盈之所至,会不会宴安淫逸?这是我引为极大忧虑的。

  末了,我这篇回忆写得太多了,其中有事实、有意见,可是并非文过饰非,更不是意图自行辩护。法律是问行为而不问动机的,我写完这篇回忆,我心事更是了了。至于写这篇回忆,因为许多参考材料不在手中,或者略其所应详,详其所应略,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完——民国三十四年十一 月于南京。
 

人物评价


  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党而去,跻身国民党行列,以“左派”自诩。后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与蒋合流,是蒋的座上客。最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探析陈公博一生变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最终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命运,无不给世人以深刻的沉思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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