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1910年出生于浙江奉化，为蒋介石原配妻子毛福梅所生。1922年到上海读书。

　　蒋经国15岁，1925年时，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受吴稚晖启发，同年10月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学中有比他大六岁的邓小平。蒋经国1927年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其间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国共关系恶化后，曾被下放至西伯利亚，其间与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结婚。

　　1937年3月25日离开莫斯科携妻带子回国。193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9年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政绩卓越，有称其为“蒋青天”者。

　　1944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训处处长、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中将主任。1948年金圆券改革，蒋经国至上海进行经济管制，与孔宋集团发生正面冲突，工作受阻。

　　1949年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进行中央银行外汇、黄金移存台湾事宜。1950年担任总政战部主任，负责政工改制工作。旋兼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国家安全局的前身），正式统筹台湾的情治工作。同年7月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进入党内决策核心。

　　1954年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此后蒋经国历任要职，包括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57年）、国防部副部长（1964年）、国防部长（1965年1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经委员会主委（1969年6月）、行政院长（1972年5月29日）等职。

　　蒋经国曾在1966年访韩、1967年访日。1970年第四度访美时在纽约遭到“台独”人士黄文雄、郑自才企图刺杀未果。

　　1972年，出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1975年继蒋介石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78年经由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当选为第六任“中华民国”“总统”。

　　1979年发生党外人士追求民主的美丽岛事件，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1984年续任为第七任“中华民国”“总统”。

　　1987年宣布解除台湾戒严、开放台湾外省人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1988年开放报禁。

　　1988年1月13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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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与留苏时期

慑于父威的压抑童年

　　“经国可教，纬国可爱”——这是蒋介石给两个儿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蒋介石这位严父在儿子面前形诸于外的，却是一种冷峻得无以复加的威严。1922年春天，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初见这位面形方厚、额高嘴大的农村孩童，心思细腻的陈洁如惊觉，经国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

　　然而，当经国的弟弟纬国第一次出现在陈洁如面前时，蒋介石却放下了惯有的威严，脸上出现了少见的笑容，他抱起纬国，一边逗纬国玩，一边要孩子喊陈洁如“姆妈”。

　　或许正是蒋介石对经国的严谨教育，才让这个平凡的农村孩童，终成治国之才。1921年5月23号，蒋介石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上说，“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

　　蒋经国见过陈洁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万竹小学时，又接到父亲的来信：“经儿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则训示蒋经国：“……你的字还没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

向往革命的狂飙青少年

　　15岁那年（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导火线，起因于日本资本家开枪击毙工人顾正红事件。蒋经国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述就读上海浦东中学时期，连续参与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动。蒋经国这时开始崭露头角，他被同学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也当选抵制洋货小组的领队。

　　这一年的暑假，蒋经国去广东探访父亲，反帝运动正风起云涌，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广东”。蒋经国说，黄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他头一次看到黄埔军校墙头张贴的巨幅标语：“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他也看见许多俄国人在黄埔校园内，有人告诉蒋经国，全世界各国当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苏联的统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农当家。他向父亲提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愿望，但是，他的请求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拒绝了。

　　蒋介石显然希望蒋经国多读几年书。为使儿子死心，蒋介石索性把蒋经国送往北平，交给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蒋经国在北平读了几个月书，经邵力子引介，熟识了李大钊，李氏又援引蒋经国认识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国人，他们劝蒋经国不妨去苏联留学。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为鼓励中国青年前往就读深造，给予十分优惠的条件。

　　与蒋经国一同搭乘货轮前往苏联的青少年，一共有90余人，这条货轮先前曾经载运过猪只牲口，船舱里浓重的猪屎尿骚味，令人闻之欲呕。船在上海黄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难忍船上臭气和不习惯船上摇晃，蒋经国说，他差一点动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见许多同伴留在船舱铺位上，不禁自问：既然大家都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校长之子，焉能半途开溜？

　　蒋经国很快融入团体生活，在航向苏联的货轮上，开始温习布哈林《共产主义ABC》、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一个傍晚，蒋经国和一群中国青年抵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初到苏联，蒋经国开始下苦功学俄文，并努力研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从国民党员变成托洛茨基追随者

　　日后有许多评论家在月旦蒋经国毕生思想时，均将蒋经国归类为托洛茨基派，尽管归国后，他极力回避类似的说法，但他在留俄时期却毫不掩饰他的托派色彩。

　　他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校长是拉迪克，拉氏也是教授蒋经国“中国史”的老师，时常在下课闲时与蒋经国私下讨论。拉氏系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物之一。

　　蒋经国当时自承：“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蒋经国和几位中国同学秘密研读托洛茨基学派的著作，“对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尤感兴趣。后来我越来越热衷托洛茨基学说，终至加入秘密学社。跟随我的同学日多，并开始视我为托派的领导者。”

　　邓文仪（1905-1998，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国防部新闻局长”、“内政部次长”）在回忆苏联留学经历时，就把蒋经国、王新衡（1908-1988，曾任职军统、“立法委员”）等人留俄时的行径，比喻为“和反对派相呼应，反对俄共中央派”。因为王新衡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陈绍禹）指控为“浙江同学会”领袖之一，中山大学接连举行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决议处分王新衡等人，王氏还因而被苏联特务机关监禁4个月。

　　对蒋经国，王明则指控是他组织了“浙江同学会”这一反革命团体，蒋介石则是“给予幕后资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两封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家书，建议苏联当局逮捕蒋经国。

　　与王新衡相较，蒋经国确实沾了蒋介石儿子的光，真正迫使苏联当局对蒋经国采取行动，是在1931年秋天，苏联当局把蒋经国从中山大学（当时改名列宁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助理团长的职位上，调派他离开莫斯科，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谢可夫村。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在列宁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抨击王明。

　　此前，苏联当局数度驳回了蒋经国请求回国的申请，苏联当局采纳了王明的意见，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各种因素，他成为滞留苏联最久的中国留学生。

　　蒋经国的得力股肱王升，在日后曾经微妙突显经国先生这段“苏武牧羊”式的艰苦历程，并且把蒋氏的留俄故事，刻意作为新造神运动的绝佳素材。尽管王升讲述的故事，旨在完成对蒋经国的“造神”，神格化蒋经国，但我们仍可从中感受到蒋经国那段艰危岁月茹苦含辛的真貌。

　　王升回忆，在一次偶然机缘里，蒋经国脱口而出一句话：“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么苦的人！”王升在向台军发表演讲时说，蒋经国一生中，不晓得吃过多少苦，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耕过田，俄国实行集体农场，派他到谢可夫农村，在那里，没有床睡，没有饭吃，还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里住，给他面包、红糖。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王升讲述，蒋经国在俄国身无分文，还讨过饭。

　　蒋经国滞留苏联，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蒋经国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在苏联留学、落难12年，特别是最艰困危难的岁月里，“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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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后的政治生活

　　蒋经国于1937年春天回归祖国，蒋介石在经国结束在老家闭户读书岁月后，正式派遣他到江西历练。

蒋经国的共产主义天堂

　　江西时期曾任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说，早先，赣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十分头疼的地方。熊氏委任的赣南各县长多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饱尝地方民团殴辱，像熊式辉派任的安远县县长齐振兴，上班第一天差点被地方民团绑赴刑场枪毙，齐太太听说丈夫要被枪毙，吓得在地上打滚哀求饶命，备极羞辱。蒋经国的前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刘己达，才上任，也在赣州遭地方民团殴打羞辱。

　　漆高儒认为，熊式辉任命蒋经国到赣南，起到了震慑地方的作用；纵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再蛮横，谅他们也不敢对蒋经国动粗。熊氏想借着蒋太子的威名，整顿完全不听命于他的赣南地方。

　　然而，蒋经国也不是完全仰仗着父亲尚方宝剑的光环，江西的一片江山，还是靠蒋经国胼手胝足打拼出来的。

　　漆高儒曾讲述过两段故事。江西崇义县的山区里，有位知名的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住的碉堡石屋，里边可以容纳匪徒两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周盛连知道蒋介石的儿子来走马上任了，便发了请帖邀蒋经国上山喝酒。蒋经国依约赴会，带了几个随员，未带任何刀枪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过三巡，周盛连起身告诉蒋经国，你是蒋委员长的儿子，有福不享，跑到这里向我这坏蛋说好话，我向您保证，只要您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治又坏了，我为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云云。

　　蒋经国以单刀赴会的勇气，无异“招安”了过去凶悍无比的土匪头。对难缠且不讲道理的土匪，蒋经国则是以硬碰硬，像人称“唐老虎”的土豪劣绅，他就发动拂晓突击，趁睡梦中，把这只“唐老虎”绑到专员公署严办。

　　经过清乡、剿清土匪的步骤以后，蒋经国在赣南开始推动“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蒋经国有句口号：“要将赣南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往往令人联想起苏联斯大林时代实行的指令经济。

蒋经国永远的十字架：章亚若

　　李焕（1917生，湖北汉口人，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蒋经国大陆时期的嫡系骨干）是蒋经国最信任的亲信之一，据李氏回忆，蒋经国出任“总统”后，某次李焕向他报告各部会业务，谈到“外交部”时，无心带了一句：“章孝严在‘外交部’表现得不错，大家都对他的评论很好。”（按：章孝严、章孝慈系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双胞胎儿子，是蒋孝严未认祖归宗前之姓名，时在台湾外交部门任职。）

　　蒋经国闻言只是看着他，并未答腔，李焕赶紧转移话题，过了好一会，公事谈完，蒋经国突然没头没尾冒出一句话：“一个人年轻时的言行要谨慎，否则就会背负一生的十字架。”

　　王升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亚若的种种，王升记得，蒋经国在江西任职“三青团江西支团部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时，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学，总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现得和蔼可亲，这位女同学，就是章亚若。

　　王升记忆中，蒋经国每个礼拜四下午排定的时程，是接见民众，章亚若就在蒋经国旁边担任登记联络工作，而且时常陪同蒋经国到处访视民众。照王升的说法，“她是蒋经国生命中遇见的第一个中国女人，且又长得漂亮能干，时间一久，彼此便滋长出情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章亚若被秘密送往桂林，准备在那里生产……”

　　为了回避父亲蒋介石、妻子蒋方良的注意，蒋经国以“赴广西考察县政”为名，悄悄潜赴广西桂林。恰巧，章亚若就在蒋经国于1942年农历春节前往桂林探视团聚时，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蒋经国为之取名孝严、孝慈。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说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时期做过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有段故事：某日，一位戴着墨镜的黄中美秘书，与徐季元秘书，来到漆高儒的办公室，黄愤愤然地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应该在桂林隐身的，却频频参加外边的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将影响经国兄的前程，让委员长知道那还了得。黄中美声称，为了专员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干掉。徐季元不赞同黄的计划，连声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难过的。黄中美则辩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胜过一条女人的命，徐季元要黄三思，黄斩钉截铁地说：“我会负责。”

　　黄中美放话杀章亚若的3周后，章亚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据漆高儒说，章亚若死后几天，蒋经国始终戴着一副墨镜，以掩盖眼眶中的眼泪。

上海打虎 反遭虎噬

　　1948年8月23日，这一天是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从事“经济管制工作”的首日。

　　蒋经国在当日写给蒋介石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蒋经国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

　　问题可能就出在蒋经国的“就地解决”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金条重10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类似这种强兑黄金、强交美钞外币的事，不一而足，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传到上海市长吴国桢(按：吴国桢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留学美国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耳里，自然令这位受美国教育的市长气愤不已，在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吴氏眼中，焉可容忍蒋经国用人为手段，强力压抑物价，严打囤积居奇，强令企业家交出金银。

　　王升回忆上海打虎，提起会见吴国桢的经历，犹不免诚惶诚恐。吴市长在与王升的问话中，对上海经管的不满，溢于言表。以当时吴国桢的身份，当然不是针对“戡建总队”一位大队长而发的，真正的发泄对象是对蒋经国。吴国桢与孔宋家族关系至为密切，吴氏与王升的对话，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登场。

　　各式各样的传记著作，均直指蒋经国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与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扬子公司事件有关。诸多史料印证，其时孔令侃本人并未因为“扬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蒋经国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孔，才会导致杜月笙“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社会舆论众口铄金，对蒋经国形成空前强大的精神压力。没逮捕孔，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被批评虎头蛇尾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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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时期之威权统治

取得信任与特务治国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以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兵败，蒋介石迫于时势，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继续遥控国民党当局党政军。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蒋经国时刻追随父亲左右，凡1年3个月，这段关键的艰危岁月，无分晴雨晨昏，亦无分炮火连天，性命交关之际，为父子间之互信奠定了强固根基。

　　时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衣复恩亲身经历了蒋挥别大陆的最后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将失去控制，下午2时许，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少数侍卫人员随扈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凤凰山机场。蒋介石搭乘的C-54座机起飞不久，地面留守的宪兵也快速撤退。衣复恩说，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

　　蒋经国终于赢得了父亲的完全信赖，蒋介石遂将关系国府统治基础最核心的特务组织，全部委由经国掌管经营。

　　早在大陆重庆时期，蒋经国就意图染指情报特务组织。只是，斯时军统有戴笠强势领导，中统有CC系统人马盘踞，对蒋太子的“觊觎”，向来抱持敏锐之提防心，在国民党核心扎根未固的蒋经国，别说想见缝插针，就算想立足其间的余地都没有。直到国民党一败涂地，撤守台湾。此前，戴笠早已死于空难，CC系也因为蒋介石对其颇有微词，而陷分崩离析群龙无首之境。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蒋经国遂有趁乱统一残余势力的机会。

　　曾于1959年任职调查局（中统到台湾之后的继承单位）第一处副处长的李世杰透露：直到1955年，蒋经国由“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跃升“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而以他手下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取代“资料组”之后，他对调查局（及各情治机关）的控制，渐由工作领导而及于人事与经费的掌握控制……

　　这是蒋经国掌控特务机关全盛期的开始，无论军统、中统，所有大陆时期的旧特务机构的继承单位，全部牢牢掌握在蒋经国手上了。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克莱恩(Ray S. Cline)，第一次见到蒋经国，克莱恩从下榻的“吴宾馆”（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官邸）拾阶而下，见到有一仆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温和有礼地站在楼梯口，耐心等候克莱恩等人下楼，同赴宴会。等相互介绍，克莱恩才惊觉这位“仆役”竟然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这位美国派驻在台湾的最高情报首脑，终于发现蒋经国不仅是特务部门的主其事者，更是蒋介石力图积极建设台湾，托付以重任的主要执行者。

从恐怖统治到民主之路

　　美式民主与俄式恐怖统治，原本是处在两个对立面的矛盾事物，是冷战时期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但是，这两大仇家却在台湾“相生相克”的吊诡规律下，竟成为冰炭共存、共冶一炉的世界奇观。

　　初来台湾，蒋经国基于清除岛内共产党地下势力的考虑，全力实施特务恐怖统治。若干年后，民智渐开，蒋经国的左手维持特务政治结构，右手则开始落实美式民主。

　　在建设台湾的思维当中，蒋经国一直难以跳脱青少年时代形成的俄式计划经济逻辑。有人甚至不讳言，使台湾经济进一步飞跃成长的“十大建设”工程，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苏联风格。此外，蒋的内心世界中有更多的“恐共”成份，这不自觉地成为他执政之路的特色。

　　鉴于1948年上海打虎失利的历史教训，蒋经国始终坚信物价稳定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他无法坐视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黄豆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曾经在“行政院院长”秘书室服务的叶昌桐将军（1928生，福建福州人，海军上将），写过一篇题为《李国鼎与蒋经国的争执》文章。据他回忆，某日，他正送紧急公文到蒋经国办公室，此时“财政部长”李国鼎前脚刚离开，只见蒋经国气冲冲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丢，嘴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财政部长’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干的！”原来“院长”和李国鼎又为该不该补贴黄豆价格，大吵了一架。吵归吵，最后蒋经国还是采纳了李国鼎的意思，足证蒋经国还是有容人之量。

　　依照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理论的讲法，当一个传统威权国家的总体经济逐步脱离贫穷，达到小康社会的境界，菁英分子或者社会经济地位在一定水平以上的公民，会产生一种希望参与公众政治的自觉。于是，这个威权国家便开始面临“资源与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

　　但是，吊诡的是，没有一个政治学者能够提得出一套更数据化的论证，比如说，究竟国民人均所得达到多少美元以上，才叫做“小康社会”？社会学家也许可以画出一条贫穷线，告诉我们，凡低于这条线以下，或者人均所得低于多少美金以下，就可以称之为“穷人”。可是，政治学者显然很难画出一条线，可以名之曰 “民主线”，或者“独裁线”。

　　是故，现代政府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可以对“贫穷线”以下的人民施以法定救济措施，然而，却没有一个传统型政府有先知先觉的本事，可以预估何时是该让政治更民主、更开放的时间点。睿智一点的政府，会逐步开放若干权力，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但是，什么时间点开放是最佳的选择？开放的步伐应该走得多快？该先开放哪一个层级的权力？是地方与中央同时开放，还是先开放地方再开放中央？恐怕都没有既定的答案。这些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考验着领导人的智能。

　　蒋介石于1950年7月2日宣布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并选择最偏远的台湾东部的花莲县，首先开放县议员选举。

　　蒋介石还率先提携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较诸1970年代晚期的“催台青”本土化运动，早了至少20年。他开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过文官考试的途径，进入国民党政府团队。到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走的亦复是他父亲走过的菁英政治老路。

　　1972年12月23日，蒋经国开始实施所谓“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换言之，被党外异议人士诟病的长期不改选的“万年国会”，即将注入台湾本地新血轮。（注：现在的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当时还是台南的工商企业主，就是由此踏上政坛。）这也意味着，原本政治参与局限地方层级的议会，即将扩大到中央层级的议会。

　　发生于1977年底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县（桃园亦是蒋介石陵寝）擦出了国民党撤台以后，最严重的一场群众暴动事件的火花。

　　这桩发生在桃园中坜的暴动，照异议人士日后撰写的文章，指称其起因是中坜国小的投开票所发现所谓“作票事件”而引发。失控的暴徒入夜之后烧毁了中坜警察分局，从白天到黑夜，不少军车、警车被翻倒、砸毁，群众阻挡了南北纵贯公路。军警出动，严阵以待，但都奉命不得携带枪械武器。有不少徒手军警遭攻击而挂彩。

　　党外人士指控国民党作票，实系子虚乌有，因为，当天开票结果显示，党外候选人许信良是以22万票，赢过国民党候选人欧宪瑜的13万票。那场无端引发的暴动骚乱事件，事后证明根本是群众受到捕风捉影的谣言蛊惑。

　　“台独意识”的魅影真正飘荡在台湾上空，是发生于1978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当年党外及以后之民进党人称之为“美丽岛事件”）。这场暴动事件，尽管暴徒拿着铁棍、木棒等凶器，攻击现场围堵游行场面的警察、宪兵，由于宪警得到上级指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暴徒几乎没人遭受宪警的主动反击，反倒是现场维持秩序的宪警人员，大量受伤送医。

　　“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结束后，台湾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很快，群众滋扰事件又在台湾各地，包括台北市，甚至桃园中正机场，不断上演。各种街头暴力事件开始层出不穷。蒋经国始终以怀柔策略待之。

　　当岛内经济成长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长的1970年代，人民争取参政权，要求民主的呼声，也逐渐充斥岛内。令人忧虑的是，高喊民主的人群当中，有不少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搞“台湾独立”。

　　按在蒋经国最后岁月长年陪伴在侧的幺儿蒋孝勇的说法，蒋经国晚年原本的布局，是希望孙运璇继续再做6年“行政院长”，与蒋经国的6年“总统”任期同时届满时，蒋经国即交棒给孙运璇。

　　显然，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不过是备位人选，而非真正的接班人。

　　孙运璇的中风，打乱了蒋经国未来的人事安排，蒋经国的突然亡故，更打乱了国民党的执政命运。按照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副总统”李登辉顺理成章接任“总统”。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时代告终，李登辉时代揭开帷幕。

　　漆高儒认为，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

　　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对岛内，先是民主开放，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卸除两岸近40年的人为藩篱。

　　蒋经国也是一个反“台独”、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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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渴望两岸和解

　　国共两党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长期存在着严重分歧。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既有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但是在退踞台湾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蒋氏父子敢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顶着美国压力，反对“划峡而治”，反对撤出金门马祖；与此同时，他们父子也是积极反对“台独”的。

　　1958年10月6日和25日，毛泽东亲自执笔，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两次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文中说：“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外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实现的。”毛泽东还多次表示：“只要台湾还在蒋氏父子手里，我们就放心。”毛泽东看到了蒋氏父子爱国的一面。

　　由此可见，一个中国，反对分裂，反对“台独”，这是国共两党的共识，也是蒋氏父子所赞成的，这正是国共两党、两岸领导人，之所以能长期没有割断联系，两岸没有发生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去世以后，蒋经国主政台湾，一直继承和保持了其父亲的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分裂和反对“台独”。蒋经国这方面值得肯定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分裂中国，蒋因而成了“台独”分子的“眼中钉”。1970年蒋访美时，“台独”分子曾对其进行刺杀而未遂；

　　（二）向本省人开放政权，打破分省籍用人，这对于剥夺“台独”分子的借口和化解“台独”，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三）对内解除戒严，对大陆开放探亲，以打破两岸之间人为的长期隔阂；

　　（四）明确宣布“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以打破“本省人”和“外省人”的人为界限；

　　（五）很想与中国大陆取得联系，改善关系，尤其是晚年更有迫切感。

　　蒋经国先生与中国大陆虽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但他希望两岸最终能够和解和实现和平统一。从1981年到1987年，一位有国民党背景、与蒋经国有部属关系的资深报人沈诚先生，先后曾奔走于两岸领导人之间达7次。沈先生生前留下的回忆文章，曾谈到蒋经国最后已决定派代表去中国大陆进行和平谈判，甚至连名单都已考虑了。两岸和平统一本已露出一线曙光，讵料蒋先生竟于1988年元月13日忽然猝死。而据报道，他的糖尿病史和他死时七孔流血的症状相比，不由至今仍留下让许多人大惑不解的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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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的突出贡献

　　在台湾，蒋经国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时，就已大权在握，实际上接班了。从这个时候起，台湾就开始了“蒋经国时代”，成为台湾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个“政治强人”。但蒋经国与他父亲蒋介石却大不相同，在民间一直享有崇高名望。蒋介石在台湾至今仍是争议很大的人物，而对蒋经国则几乎是没有太大争议。在这次举办的“蒋经国百年诞辰”纪念中，连民进党除了指出他是“威权时代”的人物之外，仍然无法否定他对台湾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功绩。
　　
　　蒋经国在台湾的功绩，举其大者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对内推行民主政治改革，废除封建继承制，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和报禁，为台湾后来实行“政治民主”铺平了道路；

　　（二）放宽两岸政策，开放大陆探亲，允许大陆老兵返乡，打破两岸近40年的隔阂，促进了两岸关系的缓和与改善；

　　（三）推行人事革新，打破省籍界限，向本省人开放政权，大量启用本省籍官员如林洋港、谢东闵、邱创焕、徐庆钟、李登辉等；

　　（四）重用经济技术专业人才，全力推动岛内经济建设，例如“十大建设”、“十二大建设”等，使台湾“赢得亚洲四小龙之首”的美誉；

　　（五）倡导廉洁奉公，制定“贪污治罪条例”，坚决反对贪污。蒋本人则以身作则，勤政爱民，勤走基层，每年下乡“平均超过 200次”。

　　1978年至1988年，蒋经国主政期间，被称为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政治改革的奠基时期。这个时期，蒋经国的亲民作风和廉政作风，是有目共睹的。而自蒋经国去世以后，从李登辉到陈水扁，“民主”为名，“台独”为实，黑金泛滥，贪腐横行，人民生活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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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两次海外遇险

在美国纽约第一次遇险

　　1970年4月16日，蒋经国一行抵达旧金山，开始第五度访问美国的行程。在访问了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府及参众两院要人见面会谈后，于24日上午飞抵纽约。就在那天中午，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刺蒋事件”。

　　此行随蒋经国出访的正式成员有：行政院秘书长蒋彦士、外交部常务次长沈剑虹、新闻局长魏景家、行政院顾问温哈熊少将与随从参谋钟湖滨上校；另外驻美大使周书楷是当然的全程随员，旧金山总领事周彤华、纽约总领事俞国斌等则为当地的必然随员。

　　24日的纽约天气阴雨绵绵，一条街之外的景物就显得模糊，蒋经国被接待在号称“世界第一大道”的曼哈顿第五大道“庇尔饭店”，住在第十二楼国宾套房。

　　这天的日程很紧，蒋经国的专机10点半才到纽约拉瓜地亚机场，接近12点的时候到达旅社，而12点半蒋经国就要出席在“布拉萨饭店”举行的午餐会，并发表演讲。

　　由于随行的人员和安全人员知道布拉萨饭店门前已聚有20多名手持抗议牌的示威分子且情绪相当激烈，便建议蒋经国改走侧门，避开那些示威分子。然而，蒋经国为了形象问题坚持要从正门出入。

　　决定最后敲定后，蒋经国于12点10分下楼，坐上了长形大礼车前往“布拉萨饭店”。开道的是警车，蒋经国乘坐的是第二辆车，由周书楷、俞国斌、温哈熊顾问（担任翻译）陪同，其他重要随员乘第三辆车，第四辆车是台湾记者乘坐的车，第五辆又是警车。

　　由于天气比较坏，又适逢午饭时间，交通非常拥塞，纵然有警车在前面鸣笛开道，但车队也只能似蜗牛般缓慢前行，两个街口竟走了5分钟。

　　好不容易蒋经国一行人才到达“布拉萨饭店”。此时，在饭店门口已有20余名台独分子“恭候”在这儿进行示威。他们都被当地警方用一条红绳拦在门外。

　　饭店面对广场，正面是奇特的欧式建筑，门前有八级宽广的石阶。这天铺了红色地毯，两侧一式各有四根高粗的大理石石柱，十分气派。

　　蒋经国的车随警车停在石阶下，他下车后，在两名保镖的左右护卫及身后两名便衣警察的跟随下步上台阶。

　　正当蒋经国走完台阶迈向正门之际，突然有两名台独分子由正门两侧的石柱后闪出奔向蒋经国，左侧一人举着枪准备发射。

　　此时，保镖已经引导蒋经国进入旋转门，随后的便衣警察亨利·苏尼兹跟温哈熊少将很快反应过来，眼疾手快地冲上前将已经冲到门前的行刺分子（后来知道名叫黄文雄）的后领抓住，黄文雄一边企图挣脱苏尼兹抓住的衣领，一边举枪对准正在旋转门内的蒋经国……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另一名便衣警察詹姆士·沙德也及时冲了上来，抓住黄文雄举枪的手腕向上一抬。只听枪声响了，子弹由大门上方穿过玻璃。

　　黄文雄见自己这一枪并没有射中蒋经国，如一头疯狂发怒的野兽一般强扭着身体、不顾一切地挤进了旋转门。但是，身强力壮的苏尼兹用脚将门顶死，使得黄文雄夹在门摺处动弹不得，沙德与另两名警察趁此将黄文雄的手枪夺去，并将其反铐住。

　　就在这个时刻，黄文雄的妹夫郑自才由右侧石柱闪出，手拿一把弹簧刀向门内冲去，但没等他扑到门前，就已经被两名机警防备着的纽约市警察擒拿住了，牢牢地按倒在地。郑自才拳打脚踢仍然企图反抗，而警察毫不留情的用警棍猛击郑自才的头部，致使郑自才血流如注，一副近视眼镜也被打碎落地。

　　这两名台独分子相继被制伏，都被脸朝地压制在石板地上，几分钟后由警车带走，门前留下斑斑血迹以及被血染红了的台独传单。

　　蒋经国在事件发生之后，仍然显得十分镇定。他从容地迈步进入会场，并轻松自然地和宾客寒暄。餐会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蒋经国从头到尾不曾主动提起此有惊无险的变故。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颇为震怒，传话要蒋经国缩短行程立即回国。美国政府也提出建议，希望蒋经国修改若干行程，将一些安全性有问题的活动（包括去长岛访问孔宋家人及去中国城参加侨界欢宴等）一一取消。可是，蒋经国决定一切照旧。美国政府主随客便，只好同意了，但更加强了安全措施，直到蒋经国安全离开美国，才如释重负。

　　蒋经国5月1日结束访美。

在越南西贡再次遇险

　　过了10天，蒋经国又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率团代表“总统”访问越南阮文绍总统。5天的访越计划正如16天的美国之行一样，是早经双方商定的。

　　然而，鉴于在纽约发生了惊险意外的“行刺事件”，于是台湾驻越大使胡琏便上书“总统”，建议取消蒋经国的这一行动计划。胡琏认为，以美国之能，尚不能保证蒋经国在“世界乐土”的安全，越南战火连天，西贡更是动乱不定，越南又何以防范不出事故？！

　　蒋介石将胡琏之意转告蒋经国，但被蒋经国一口拒绝了。胡琏见劝说不了蒋经国取消访越的行动，便建议蒋经国访越时不住越南宾馆，而下塌使馆，以便保护。在胡琏的力争之下，蒋经国总算答应了这一建议。

　　5月10日，蒋经国抵达西贡后，就径赴大使馆上下巡视，对临时住处也颇满意，胡琏严令武官陈上校统率驻馆卫士负责出入安全。

　　不料，越南政府对国宾不住宾馆而住使馆之举总觉得不是滋味，阮文绍总统在第一次会见蒋经国之后，便敦请蒋经国移住国宾馆，并誓言保证其安全。蒋经国为外交活动的面子，便决定即日起移住宾馆。

　　就在蒋经国移居宾馆的当夜，越共大概已经获悉蒋经国下塌大使馆的情报，竟然自西贡郊外发火箭炮轰袭台湾大使馆。数颗炮弹落在馆前，将整个大使馆的门窗玻璃全部震碎，原为蒋经国准备的卧床也掉落了不少碎玻璃。如果蒋经国仍然婉言谢绝阮文绍的力邀的话，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真的惊险无比啊。

　　在20天的出国外交活动之内，蒋经国竟然两次险遭不测，但最终安然无恙，真可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恐怕是少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