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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0579 次 历史版本 2个 创建者:于归 (2011/1/14 21:54:33)  最新编辑:于归 (2011/6/4 21:38:09)
爱新觉罗·载沣
拼音:zǎi fēnɡ
同义词条:载沣,伯涵,载静云,醇亲王
载沣
载沣
  爱新觉罗·载沣(1883-1951)  字“伯涵”(一说“亦云”),号“静云”,晚年自号“书癖”,改名“载静云”。满族。奕譞的第五子,生于清光绪九年正月初五日(1883年2月12日-1951年2月3日)北京太平湖醇亲王府内。

载沣
载沣
  光绪十六年(1890)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因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他于1901年被委派充任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道歉谢罪。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军机大臣。同年11月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载沣任监国摄政王。次年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因此,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1911),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载沣性格懦弱,才疏识短,难当大任。他面对鼎沸的局势,又屡屡举措失当,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被迫辞去摄政王职,闭门家居,次年他被迫同意溥仪退位。

  1928年到1939年迁居天津,在旧英租界和日租界都住过。1939年天津大水灾,8月又回到北京醇王府,据悉于1951年病故。

子嗣妻妾

爱新觉罗·载沣
爱新觉罗·载沣

  载沣有四子、七女:

福晋瓜尔佳氏

  长子: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

  次子:爱新觉罗·溥杰(1907—1994),

  长女:爱新觉罗·韫媖(1909—1925),

  次女:爱新觉罗·韫和(1911—2001),
载涛、载沣、载洵
载涛、载沣、载洵

  三女:爱新觉罗·韫颖(1913—1992)

侧福晋邓佳氏

  三子:爱新觉罗·溥倛(1915—1918),

  四子:爱新觉罗·溥任(1918—),

  四女:爱新觉罗·韫娴(1914—2003),

  五女:爱新觉罗·韫馨(1917—1998),

  六女:爱新觉罗·韫娱(1919—1982),

  七女:爱新觉罗·韫欢(1921— 2005)

人物生平

出使德国

载沣生母刘佳氏
载沣生母刘佳氏
  载沣能够脱颖而出,也是他自己挣出来的。18岁这年(1901年),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他头上——出使德国,为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

  克林德之死被西方史学界普遍认定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导火线。克林德是出生在德国波茨坦的贵族,在1881年进入外交部门并被派往中国之前一直是个军人。来华后,他曾任驻广州和天津等地领事,1889年回国;之后在美国和墨西哥任职,并娶了美国妻子。1899年4月他回到中国,升任驻华公使。此人性格粗暴,自以为是。当时,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北京城的局势已经相当紧张,而克林德不顾其他国家公使的劝阻,坚持孤身前往总理衙门交涉,在路上与清军发生冲突而被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克林德事件大为震怒,在为派往中国的大军送行时要求士兵们毫不留情地教训中国人。德国军队抵达中国时战争早已结束,北京已经在联军的占领之下,但德军依然对北京及周边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在八国联军逼迫下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为德国人“涤垢雪侮”。

  德国人之所以选中了载沣,一是因为其级别高,贵为亲王,二是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最令大清帝国难堪的是,载沣到达柏林后,被要求在觐见德国皇帝时使用跪拜礼。这并非欧洲的常规礼节,显然德国是要有意羞辱大清国。跪拜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自乾隆年间以来就成为中外外交纷争的一个焦点。首批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坚持认为双膝下跪是一种奇耻大辱,宁可无功而返,也不愿意屈膝。身在柏林的载沣自然不愿意向德皇跪拜,事涉国家形象,北京也坚拒这样的礼仪安排,双方来回拉锯,总算免除了这一要求。

  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18岁的载沣却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载沣还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在华西方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轻易离京的清朝体制下,载沣得以大开眼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大开眼“戒”——在日后掌舵中,他表现出了祖先们无法想象的宽容和豁达。

  早在载沣出使德国之前,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就曾经发出邀请,要求他出使时顺道访问美国,以促进两国友好。载沣认为“于势不能不允”。他又曾预料到,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觉得都不便拒绝。因此他曾经奏请西安行在,给以方便,允许他不必一一请示,从权答允。果然不出所料,后来日本、比利时等国也提出了同样的邀请。

  然而载沣认为访问太多也不可能,打算只访美、日两国。但西安行在却在9月18日下谕说,在德国办完了事情就直接回国,连美国、日本也不去了。

  这件事在当时曾经引起中外舆论界的纷纷猜测,弄不清是什么用意。后来忽然有外电传说:光绪皇帝年已三十,结婚多年而并无后嗣,而且体弱多病。因此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在为将来皇位的继承问题而担忧。他们急于让载沣回国完婚,生子继承帝位。

  这种传说当时似乎是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疑团,其实细想起来,却是颇为牵强的。即使慈禧果真已有这样的计划,而结婚生子却并不是那么急如星火的事情,并且事实上载沣回国后也没有马上结婚,而是在第二年的秋天才结婚的。当时如果再多走几个国家,结婚也不会受到影响。
摄政王载沣与其子溥仪,溥杰
摄政王载沣与其子溥仪,溥杰

  慈禧下令载沣很快回国,表面上还有一条理由,就是载沣在德国不服水土,饮食减少。但这也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在《西巡大事记》上有明确的记载,慈禧怕得罪德国。因为德国方面强调亲王道歉是“专程”而去的,如果绕道他国,就被认为“有违专诚之意”。慈禧急召载沣归国,实在是德国对清廷施加压力的结果。

政治婚姻

  在载沣出使中,人们发现了他,便把扭转大清败局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现在他回国了,人们又把继承帝位的希望也寄托在他的身上。这反映了一种并不美妙的现实情况,在庞大的皇族中实在难以找到足以寄托希望的人。

  我们如今实在难以找到根据,来证明当时慈禧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让载沣未来的儿子接替皇位。但外面所传慈禧让载沣结婚,却决不是毫不沾边的无稽之谈。可以肯定的确凿事实是:慈禧要指定载沣同他的宠臣荣禄的女儿瓜尔加氏结婚,这时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断。

  载沣匆匆回国,于1901年11月3日到达上海。11月9日登轮北上,15日到天津即乘火车入京。他于12月10日受到自西安返京途中驻跸开封的慈禧的接见。慈禧并赐膳表示慰劳。12月12日慈禧又一次召见载沣。圆12月14日两宫自开封启銮北上,1902年1月3日抵达保定,驻跸四天。太后乘在保定暂住的机会。向载沣宣布了指定他同瓜尔佳氏结婚的懿旨

  中国一方面已经沦为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又受到慈禧的极其严密的封建统治。这就是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也是载沣所面临的历史现实。这个现实给亿万中国普通人民所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就连载沣这样一位显达的贵人,也无法摆脱这个现实的影响。最明显的事实是,他的婚姻先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君主这两种强暴势力的破坏和干扰。

  原来他早先就已经订好了一门亲事,那姑娘自然也不是普通平民,而是出自满洲的贵族之家。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为了逃避外国兵的污辱,北京有不少贵族和官员的家庭满门自尽。这位姑娘一家也殉难了。后来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又亲自主持,给儿子订好了第二门亲事,并且已经放了大定,只待选择吉日迎娶过门了。这次订婚虽是按着封建的老办法由载沣的母亲作主的,而载沣本人却对那姑娘十分中意。但是,霸道的慈禧为所欲为,可以无视那些封建礼法,不顾一切人情常理。她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为了达到一举而控制和笼络两个显要家庭的政治目的,悍然毁弃了人家既定的婚约。刘佳氏为此气得精神失常,背地里千遍万遍地咒骂慈禧,明面上却是敢怒而不敢言。载沣本人极感突然,他对太后的这种做法并不满意。然而太后指婚是极大的荣耀,决无拒绝或谢辞的道理。载沣更缺乏谢辞的勇气。他接受了太后的旨意,连连叩头谢恩。
醇亲王载沣与香港总督
醇亲王载沣与香港总督

  1902年秋九月,十九岁的载沣,遵照慈禧的旨意,同比他小一岁的瓜尔佳氏,举行了隆重的、介乎皇子和亲王之间的高规格的婚礼。

  皇子婚仪的全部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第一步是指婚,并且指定筹办婚事的大臣和命妇。这大致相当于婚事筹办委员会。第二步是向未来福晋的父亲传旨。接旨的人身着礼服进宫,到乾清门,面向北下跪,传旨的大臣面向西宣读指婚的谕旨。接旨的人三跪九拜退下礼成。第三步是皇子亲临福晋家行文定礼,下一步是福晋家在迎娶的前一天将妆具送陈皇子宫中。这以后才是奉迎新妇、合卺、设宴、新夫妇朝见帝后,九日归宁等礼。

  载沣作为亲王,结婚本与皇宫无关。但因是太后指婚,所以一切礼仪也就更加完备,而接近皇子结婚的规格了。慈禧对这件婚事十分满意,对双方的赏赐都极为丰厚。

步步高升

爱新觉罗·载沣
爱新觉罗·载沣
  载沣既因出洋而名闻中外,当然也就更加受到慈禧的重视。他又服服帖帖地接受了慈禧包办的婚姻,这就更加得到慈禧的欢心。这一切,为他的进一步上升开辟了美好的前景。

  1903年春,他刚满二十岁,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事务。同年秋任正红旗满族都统。他的亲王爵位是超品级的,而这时他的官职也已经达到一品大员了。但是,这些还都是重要的武职,此时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军国大事。

  1907 年6月19日,二十四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他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 “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之一,同以前临时奉命出使和出差,或者只管某一部分工作的情形大不相同了。显然,“学习行走”,慈禧有意让他进入辅佐自己决策大计的军机处去锻炼一个时期。就在载沣二十四岁这一年的秋天,慈禧又给了他西苑门内骑马的优赏。到了冬天,他又得到了穿嗉貂褂的恩遇。这些本来都是皇帝表示体恤臣下,给与年老体弱的大臣的尊崇,如今却给了一个年轻人。这实际上是要进一步提升的准备和暗示。

  1908年11月,光绪与西太后同时病危。西太后在福昌殿病榻前,召见了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和世续等人,商议立嗣。慈禧之意是立三岁的溥仪为帝,由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执政生涯

载沣出使德国
载沣出使德国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20小时内先后死去,溥仪即位称帝,而载沣则成为中国实际的统治者。

  载沣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当时全国有战斗力的军队的军权几乎都掌握在汉族将领手中,袁世凯掌管着北洋新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载沣鲁莽地以袁世凯有“足疾”为由,解除袁世凯的一切官职,让他回籍养病。

  罢袁事件后,载沣依照出使德国时亨利亲王的赠言,效法德国,开始紧锣密鼓地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加强清皇室对全国军事力量的控制。1908年十二月,载沣下令编练禁卫军,作为直隶摄政王的亲军;裁撤近畿各省的新军督练公所,命近畿各省新军均归陆军部统辖;成立军谘府以执掌军事行政;成立海军部以建设海军;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培养高级军事人材。1909年,他代皇帝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宣布统一全国军政大权;任用满人载泽、毓朗、善耆等掌握建立新军事务;任命桂良、风山为江宁、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大臣。他又委派胞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各国考察陆海军。两人回国后,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并代载沣统帅禁卫军。载沣所任用依靠的这群人,无一不是满清亲贵、虽无能但权欲极重的庸才。载沣的这一套亲贵揽权的做法,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巩固清室江山,加强皇室地位,并排挤压制汉族官员。更恶劣的是这些亲贵把持政柄之余,各立门户,结党营私,使清末政局更为混乱;而袁世凯虽然被罢黜,但北洋新军是他一手培养的,他的个人势力根深蒂固,在老家“养病”的袁世凯表面故作清闲,实际上密切关注着政局走向;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内革命形势,清统治集团内部立宪组阁的呼声越来越高。有鉴于此,载沣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二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致力立宪的姿态,使一部分立宪派对载沣及宪政产生了极大的幻想,纷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各省的宪政运动中。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任命庆亲王奕勖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而将原有的军机处及旧内阁均予裁撤,以显示实行宪政的决心。但好景不长,五月八日清政府出笼的新内阁名单人选,皇族和旗人占了大半,这个内阁被人们指斥为“皇族内阁”。彻底揭开了“宪政”的虚伪面目。

  1910年3月,汪精卫等人图谋暗杀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清廷已是岌岌可危。载沣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不重新估计形势,认为:“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之。”十二月三十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次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阁。至此,载沣将军政大权全部拱让给了三年前被他罢斥回籍的袁世凯。不久,卸任的前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当国生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不久,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再无能力抵御袁世凯的操纵与欺诈。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清帝退位。

清帝逊位后的生活

载沣与溥仪
载沣与溥仪
  清帝逊位后,载沣生活很低调。他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维持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和保持现状不蔓不枝足矣。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载沣表现得极不热诚,从头至尾都未参与,而是冷眼观看了这一幕只有12天的复辟丑剧。日后溥仪潜往东北,载沣独认“凶多吉少”持反对态度。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曾多次要他全家搬去,把前景说得一片光明,日方代表也屡次来劝说他迁往长春,而载沣总是忧心忡忡,缺乏信任感,甚至一直把最小的儿子溥任,最小的女儿韫娱、韫欢留在身边不放。他认为全家去东北是愚蠢的,一旦陷入圈套,必将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场。

  在清朝遗族中,载沣是一个能较快接受新事物的人。他是遗老遗少中最早剪去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的人物之一,这也许与他出使德国,接受过新思想有关。他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们的不满,甚至有人骂他“忘本”,但也有人称赞他开明。一些皇族的后代受他的影响,改变了旧的生活方式。载沣对天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每有月蚀或日蚀出现,他都要作仔细的观察并绘成工笔图形,记入日记,他也喜好数学,更喜爱照像,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

  载沣为人宽厚,对亲对友从来都以诚待人,谦虚和蔼。载沣虽在政治上不如意,但在待人处事上却较为成功。载沣讷于言词,说话甚少,与亲友兄弟们在一起时,总是一位沉默的旁听者。他最讨厌应酬与交际,凡是来醇王府的人,无论呆多久,他一般不轻易留饭,照例是淡淡漠漠、敷敷衍衍的。即使是对待自己的亲戚本族的庆吊大事,他也只是露露面,寒暄几句,便赶忙起身告辞,留下其他人哭笑不得收拾残局。

  载沣的一切行动准则,概括地说,就两个字——“照例”。无论什么季节,他的饮食、穿戴、发式,甚至有病吃什么药,下人都不用请示,因为他们知晓,王爷的回答一定还是照例。在肩负国家重任,手握王权时,载沣是如此,遵循旧制——“照例”行事,不越雷池半步;对王府的生活开支费用,他也是如此,“照例”不闻不问,府中一切大小事物皆由其母刘佳氏管理。在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子里,载沣倒也安逸平和,无忧无虑。可是在1925年正月,醇王府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事情来得突然,时间也很短暂,但如迅雷不及掩耳,引起王府上下极大震动。
清朝皇族
清朝皇族

  在一个漫天飞雪、人鸟寂静的上午,孙中山先生突然造访醇王府。一位革命领袖访问一位被革命推翻的皇族权势人物,这在当时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孙中山竟然对被人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夸赞表扬了一番。他认为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为;载沣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是难能可贵的。他又表示,深知载沣从戊戌政变中就看透了袁世凯,本来要决心除掉袁贼,只是因局势演变复杂,掣肘限制太多,力难从心。并且孙中山对载沣在“逊位”后态度冷静,不问政治,不参加复辟活动,予以充分肯定。孙中山先生访问载沣之事,不仅使载沣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还留下一张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后有孙中山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在分手之时,两人本约好下一次载沣回访孙中山先生。但不幸的是,一个多月以后,传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全府上下陷入了悲痛之中。载沣将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供在书房里,围上素色白花,焚香蒸秉烛,虔诚地祷念早逝的一代伟人……此后,载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在王府贻养天年。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安详地病逝于北京醇王府。

  作为权倾一时的末代王爷,载沣的一生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年少就承袭醇亲王爵,一路官运亨通,20岁就监国摄政,又贵为宣统帝之生父,可谓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但不幸的是他生在风雨飘零、激烈动荡的满清末年,在执政的三年里,他多灾多难。这三年,是他一生最遭难的时期。满清皇族中很多人认为他庸碌无能,只是一个窝囊书生,毫无政治才能,不配做摄政王,大清的江山断送在他们兄弟父子手中。这过于偏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廷倒台的历史责任,非载沣一人能承担。面对清皇室气数已尽、回天乏术的局面,即使是一位资质甚佳、政治经验老到的政治家也很难力挽狂澜,更别说从政历练不足、缺乏魄力、能力有限的载沣。在晚清这种急剧嬗变的复杂环境中,载沣虽不能挽救清廷倒台的命运,但也能迅速看清形势,较识时务。他辞去摄政王之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不参与遗老遗少的复辟活动。他所追求的是一世无忧、恬静安逸的普通人生活。也难怪他在解除摄政监国职务的那天回到醇王府,一脸轻松地对福晋瓜尔佳氏说:“从今天起,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因为从此后,他可不再忧虑朝中大事,不再受隆裕和权贵的挟制而安享余年。他的后半生平平安安,无病无灾,比起他的胞兄光绪帝载湉及其子宣统帝溥仪来说,或许可以算是幸运多了。

后世评价


  周恩来总理评价载沣

  周恩来总理曾对载沣作出过公正全面的历史评价。那是1960年1月26日,总理在全国政协接见特赦回来的溥仪及其家族成员时的一次谈话。特将评价载沣的内容整理如下:

  1、周总理说: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临终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的。慈禧当时满以为她自己还不会死,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第二天她明白自己活不了,想改变昨天的命令已经来不及了,又勉强加上个大事请示太后,算是了却了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因为载沣适合做摄政王,慈禧才选了他。而正是因为他不适合,慈禧才选他的。这个历史责任不能由载沣来负担。还说:载沣忠于大清,在位时尽了他最大的努力,而未能阻止王朝的灭亡,这不是他的过错。谁也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2、周总理说;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还说;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

  3、周总理说: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

  4、周总理说:到了民国时代,载沣还一直在王府里坚持实行前清的旧礼,好象是要永远坚持下去。但是到解放以后他就把它全取消了,这是他思想开通进步的表现。还说:载沣的国学底子很深厚,又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到日伪时代历史的活见证,他如果能够有更长的寿命,一定会对文史研究做出很好的贡献。

历史探密

清末摄政王载沣为自己塑造的改革形象

清朝皇族
清朝皇族
  1908年末,整个新政事业已经进入到第7个年头,深度的政治改革也已开启长达3年之久,整个改革进程由此进入到最为关键也最为艰难的阶段。

  然而,由于受到局势发展的刺激,无论是民间的立宪人士还是朝中的立宪官僚,他们的立宪主张陡然变得更加激进,开始向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

  另一方面,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致使帝国失去了象征性的和实际上的权威中心。光绪皇帝虽然在最后阶段并没有掌握实权,可是他历来的革新姿态为他在海内外赢得了相当多的理解者和同情者,甚至包括部分列强,并且作为皇帝,他的象征意义在特殊时代里任何人无法比拟,也就意味着在他的名义下所进行的改革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支持。慈禧太后的权术和铁腕同样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历经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两代皇室领导人的主持,在新旧过渡阶段的政治体制中,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对于政局的影响非常明显。慈禧太后当然不是一位立宪改革的激进领导者,但也绝对不是一位天然的反对者,就像日本明治天皇、俄国的彼得大帝,虽然都是封建君主,但仍能在他们主政时期完成历史性革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并不需要这些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具有过多激进观念,他们只需要跟随近代化的浪潮往前走,并且对新事物、新思想、新体制保持一种善意的宽容,就不辱他们存在的使命。慈禧太后的弄权行为、保守思想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贻害无穷,但是也需要认识到,如果把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坎坷过多地归咎于她一个人的因素,只能说是一种极其肤浅的反思,这样的所谓反思除了满足口舌之娱外对认识问题毫无用处。

  梁启超在后来对李鸿章评价时说过这样的话:“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同样的道理--如果以近代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慈禧太后一人,即或把她骂得狗血喷头,也不足惜。但同时也掩盖了更为复杂、更为根本性的社会因素。

  至少在清末新政开启之后,正是慈禧太后这一政治权威的存在,保证了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内的整个政局的相对稳定,各项新政事业也能大体做到按步运转。一位考察了清末政治的西方学者认为:慈禧的突然死亡“使王朝失去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美)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第15~1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一个异国学者的事后考证并不能完全客观反映历史真实,同时也不能过度夸大这个权威的历史作用,但是慈禧太后的突然死亡,确实导致了清末宪政改革更加坎坷,社会分裂程度进一步扩大。

  慈禧太后作为新政改革的掌舵者差强人意。但是面对纷乱的利益之争以及改革困境,她的内心极度矛盾和焦灼,甚至越发感到力不从心。

  其实早在庚子事件中,就显示出她对局势不能掌控的迹象,这种迹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表现在督抚们对她的谕旨置之不理,因为李鸿章、袁世凯这些实权人物一面抗诏不遵,与列强签订“东南互保”,一面却不得不对她表示出最大的忠诚以得到她的支持和谅解;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她不能阻止强大顽固派的极端举动,她并不是看不到义和团排外行为的危害性,她也不愿看到顽固王公们带领团民冲入皇宫劫杀光绪皇帝,但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发生了,并且她一步步卷入进去并担当了罪魁祸首的角色。洋务运动时期的种种事情可以表明,比起同时代的众多官僚,她并不保守,可是她无法抵御强大的顽固逆流,并且自己被其淹没也并不自知。

  举行新政之后,她的改革欲望非常强烈,并且尽其所能作出了种种努力和尝试。但是因为她的阅历、认识的限制,她无力应付新政过程中日益涌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政改革风起云涌、前途幻化莫测之时,适逢她的晚年,一方面新政的前景为她带来希望,另一方面现实困境使她陷入更大的悲观。(本段摘自《大清帝国最后十年》 作者:李刚)

慈禧晚年时期的载沣

  慈禧高龄当国,风烛残年,当时两宫不和,光绪所期待的,就是慈禧迟早总要寿终正寝,所以唯一对抗慈禧的方法就是“等待”。

  不幸,正当慈禧病危时,光绪却抢在她之先驾崩。光绪先慈禧而死,这件公案是清王朝最后岁月中一大秘密,有人说慈禧垂危时叫人先谋害了光绪,又有人说是袁世凯的阴谋。所有的传说只是传说,谁也无法证实真相是怎么一回事。

  袁世凯当然恐惧光绪重新执政,他死命地掌握着北洋军,巩固自己的力量,就是以防万一。光绪卅四年(1908年)皇帝和太后都在病中,清廷计划为光绪立嗣以备万一,袁极力支持立庆亲王的长孙为嗣,可是他的计划却不被慈禧所接受。慈禧虽然不喜欢光绪,但是她和醇亲王一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的亲妹妹便是嫁给醇亲王奕譞。奕譞的儿子中,一个是光绪,一个是载沣。载沣继承了醇亲王的王位,娶的太太又是慈禧亲信荣禄的女儿。所以慈禧为了这种私情,宁愿把天下交给载沣所生的,才三岁又好哭的溥仪,并命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名义抱了他的儿皇帝统治大清江山。

  另有一个传说是当病中的光绪听到自己亲兄弟要作摄政王,也不禁流露了笑容,于是他秘密地写了一个字条给载沣,上面只有四个字,是“杀袁世凯”。

  袁世凯在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以后,也曾做了一番努力,他以国家需立长君为由,建议载沣自己做皇帝,他希望以拥立载沣自己做皇帝,来求取载沣的谅解,可是他这个建议不仅未被载沣接受,反而却召来一顿很严厉的申斥。他乃称病请假到天津小住。

  载沣当国后,真的在筹划要替皇兄报仇,诛杀袁世凯。康有为有一封“上摄政王”书,这封信强调光绪之死是袁所杀,请“杀贼臣袁世凯”。康函摘要如下:

  “罪臣康有为稽颡上书监国摄政王爷殿下:十月二十一日惊闻大行皇帝上宾,天地晦冥,山川崩竭,薄海号痛,泣于昊天,鼎湖攀髯,呼号莫及。呜呼痛哉!岂谓御宇三十四年舍身爱民之圣主,而弃我臣民如此其速,且如此其酷也。

  有为僻居海外,逖听所得,佥谓逆臣袁世凯蓄谋篡弑,已历岁年,今次大丧,又适与大行太皇太后之丧后先衔接;稽诸前史,从所未闻,举国汹汹,杯弓蛇影之痛,怀莫能释,自推原祸首,莫不集矢于逆臣袁世凯之一身。有为痛急之余,不揣冒昧,曾僭电殿下,请讨贼臣人安社稷,未审九阍深邃能达典签否也?

  自顷日读宫抄,见大丧之礼无异常,岂先帝之丧实由天祸,而非有如外间所拟议者耶?抑有深哀隐痛,为臣子所不复忍言,而为先帝讳之者耶?海外孤孽,固不敢妄为臆测。虽然逆臣袁世凯为先帝之罪人,固已昭昭然天下所共见,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罪亦难从末减。有为躬受先帝厚恩,而先帝之知世凯,实由有为,今有为若不揭其恶而正其罪,则将何面目以见先帝于地下,故敢沥述前事,为殿下陈之。

  夫使先帝之丧而有可疑,则逆谋必出自世凯,固无论矣。即日无可疑,然试思先帝方以鼎盛之春秋,曷为而弃我臣民,岂非戊戌以后,十年忧伤,抑郁之所致乎?而孰使先帝积十年之忧郁而卒赍志以殂落者,则皆逆臣世凯一人为之也。先帝之事大行太皇太后,仁孝恭谨,四十年如一日,天下之所共闻也。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圣意所在,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今使如世凯言而果有事也,则将谓先帝为此事耶?抑谓全由罪臣有为主谋,而先帝受罪臣之蒙蔽耶?

  夫以先帝之仁孝,肯为此悖逆之举?若世凯谓先帝为与闻,是诬先帝以不孝也。罪臣受先帝特达之知,稍有人心,固不忍行其蒙蔽,且以先帝之英明,又岂罪臣所能蒙蔽者!若世凯谓先帝为罪臣所蒙蔽,是诬先帝以不明也。推原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瞩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求自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中略)

  罪臣当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恭承先帝手颁朱谕,命以爱惜身体,善自调摄,期他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十年以来,每一忆诵,血与泪俱。今先帝大业已矣,罪臣不敢惜身,惟大仇未报,无以见先帝于地下,且举国皆畏世凯无耻忘仇,然则先帝之冤非罪臣发之而谁发之?

百年前的汪精卫暗杀载沣案

  1910年,在北京城里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暗杀未遂事件,谋刺的一方是汪精卫,而谋刺的对象则是载沣。当时的汪精卫,还是一个坚定的民主革命者。我们来讲述青年汪精卫暗杀载沣的旧事,并无意于为汪精卫“翻案”,而只是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汪精卫。并且,我们认为,让人们知道,那个后来沦为民族败类的汪精卫,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曾经是一位志行高洁的革命青年,也许更能引人深思。

  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期间,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而孙中山对暗杀一直都是持保留态度的。因此,可以断言,汪精卫也不是那种从一开始就主张暗杀的人。他之所以会走上暗杀之路,与多种因素有关。

  首先是历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的打击。在1907-1908年间,革命党人发动过一系列武装起义,但这些武装起义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这给革命派很大的打击,使革命士气大为低落。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次能够振奋人心的行动,来鼓舞士气,振作人心。像孙中山、黄兴等人想到的是继续组织武装起义,而汪精卫则想到了暗杀。

  其次是倒孙风潮的刺激。同盟会作为革命派的政党,从一开始就不是很团结。而就在经历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士气低落的时候,内部又出现了分裂的现象。这一次的主角,是原属光复会系统的陶成章、章炳麟等人。他们在革命派内外散发攻击孙中山的言论,说孙中山贪污公款,不救济《民报》等等,共列举了孙中山的十四条罪状。这种攻击使革命派内部人心更加涣散,并且,还使汪精卫的革命活动受到阻碍。他当时正在南洋筹款,很多华侨就因为看了陶成章等人散发的传单,而不愿意捐款给汪精卫,使汪精卫一无所获。这使汪精卫大为气愤,于是,在“愤激之余,决心实行个人暗杀计划”。

  其三是保皇派的攻击。在辛亥革命期间,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长期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处于竞争状态,二者之间发生过持久的激烈的论战。就在革命派因历次武装起义失败和内部分裂而士气低落的时候,保皇派还趁火打劫,对革命派实施严厉的攻击。这些攻击之词中,有一些还是直接针对汪精卫的。革命派在新加坡办了一份报刊,叫做《中兴日报》;保皇派在新加坡也办了一份报刊,叫做《南洋总汇新报》。这两份报刊之间,就像其他地方的两派报刊一样,经常发生文字战争。汪精卫在1908年的时候曾将自己的一篇题为《革命之决心》的文章刊登于《中兴日报》,借以鼓舞士气。在这篇文章中,汪精卫提出:“不能破除生死之见者不能为革命党。”这一句话本来是用来鼓舞士气的,没想到保皇派却抓住不放,对汪精卫展开猛烈的攻击。汪精卫的文章发表没有几天,在《南洋总汇新报》上就刊出了一篇题为《为乱党辩护者之欺人》的文章,署名“惩汪”。显然,这个笔名,就是专门针对汪精卫而取的。汪精卫说“不能破除生死之见者不能为革命党”,“惩汪”就说,你汪精卫自己就没有能够破除生死之见,你所做的,只有“千万革命之空言”,而“无半点革命之实行”,你汪精卫只是一个空言的革命者,而不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诸如此类的谩骂式攻击使汪精卫大受刺激,使他决心用一次剧烈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空言的革命者,证明自己是破除了生死之见,敢于为革命牺牲的真正的革命者。

  其四是清廷的立宪举措。清政府在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在那之后采取了很多改革政治的措施,如在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九年筹备清单,1909年成立各省咨议局等等,都给人留下励精图治的印象,使国内外的很多华人认为,清政府尚未完全腐败,也许还能通过改革,实现中国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种情况给革命派很大的压力。如果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获得成功,那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理想就无法实现了。因此,很多革命者都认为,要用一次剧烈的行动,向海内外的华人显示,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不可能获得成功。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原本并不热心暗杀的汪精卫,也走上了暗杀之路。

  那么,他为何最终将暗杀的目标锁定了载沣呢?

  这跟载沣在当时的清政府中的地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载沣是醇亲王奕的儿子,是光绪皇帝的弟弟。1890年承袭醇亲王王爵。1901年作为头等专使出使德国,这在满清宗室中算是很早踏出国门的了。 1907年,奉派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908年正月,补授军机大臣。也就在这一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慈禧在驾崩之前颁发懿旨,命载沣的当时只有3岁的儿子溥仪溥仪继承帝统。同时,授载沣为摄政王,规定此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因此,在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驾崩之后,载沣就成了清政府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如果能将载沣暗杀,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汪精卫最后确定以载沣为暗杀对象,其原因即在于此。

  汪精卫决心走暗杀之路后,便于1909年离开新加坡北上,为暗杀做准备。他在日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秘密成立了一个暗杀团体。1910年初,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四人潜入北京。在临行前,他写给胡汉民一封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表达了要牺牲自己以造成革命时势的坚强决心。

  到北京之后,汪精卫等人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开设了一家取名为“守真”的照相馆作为掩护。他们以此为据点,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上下朝必经之路的一座小石桥实施暗杀。为此,由黄复生出面,找到一家叫做鸿泰永的铁铺订做了一个大铁箱,然后将炸药置于铁箱之内备用。按照分工,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负责埋炸药,汪精卫则负责找准机会将炸药引爆。但不幸的是,当黄复生和喻培伦在1910年4月2日埋炸药的时候,被清廷的侦探发觉了。他们二人虽然顺利逃离了现场,但藏有炸药的铁箱则被清廷起获。清廷起获炸药之后,做了一番研究,发现装炸药的铁箱制造比较粗糙,像是临时在本地制造的。于是经过一番侦查,找到了鸿泰永铁铺。将东家抓来一问,招出铁箱系守真照相馆所订做。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守真照相馆,将正在照相馆内的汪精卫、黄复生和照相馆的一个职员罗世勋逮捕。

  喻培伦和陈璧君没有被捕,那是因为,在炸弹案败露之后,汪精卫等人决定重来,由喻培伦和陈璧君先回日本做相应的准备,他们二人已经离开北京,前往日本了。

  朝廷拿获暗杀摄政王的革命党,这一消息,很快在国内外的报刊上广为刊登,一时成为关注的热点。当时正在美洲筹款的孙中山也很快就得到了汪精卫被捕的消息,非常惋惜地说,汪精卫被捕,等于断我一条胳膊,并指示机宜,要设法营救。胡汉民得知消息之后,也非常伤痛,写下了“问谁勘作釜,使子竟为薪”的诗句。当然,最为着急的应该是陈璧君。陈璧君本是南洋华侨富商的千金,在拜读了汪精卫发表在《民报》上的鼓吹革命的文章之后,就对汪精卫生出爱慕之情。后来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到南洋,汪精卫在新加坡等地登台演说,鼓吹革命,他那美男子的风范,他那义正词严的演说,更使陈璧君倾倒。陈璧君之所以会到日本留学,之所以会参加汪精卫的暗杀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他对汪精卫的爱慕。现在汪精卫被捕,她当然非常着急,于是四处找人帮忙,希望能够营救汪精卫。吴玉章、胡汉民、赵声等革命者都伸出了援手,大家都尽了力,但汪精卫毕竟是被清廷最高当局逮捕,其罪名且是暗杀当朝的摄政王,营救谈何容易,因此效果不佳。伤心欲绝的陈璧君后来只身北上,来到北京,想尽办法给汪精卫带去了一些鸡蛋,并在其中的一枚鸡蛋里藏了她写给汪精卫的一封信,给汪精卫送去难能可贵的慰藉。汪精卫收到之后,大为感动。听说这一事件使他们二人的感情大为升温,为他们最后能结为连理做了很关键的感情铺垫。

  不过,这个时候的汪精卫,恐怕没有能够想到今生还有机会与陈璧君结为连理。他当时想得最多的,恐怕是死。确实,在被逮捕之后,汪精卫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在狱中,他写下了一首《被捕口占》的诗歌,其中有言:“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表达了从容就义的决心。

  因此,当清廷提审的时候,汪精卫曾一再为黄复生开脱,将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当时的一份报刊上曾刊登一篇介绍提审情形的文章,文中介绍说,提审当日,汪精卫写下了供词,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此行的目的直言不讳地写了出来。审问官看后,问他:“你没有同党?”汪精卫回答:“没有。”审问官指着黄复生:“他就是你的同党,否则不会帮你订制铁箱。”汪精卫:“他对订制铁箱的用途并不知情,我跟他讲,订制铁箱的目的是盛放酱油、醋之类东西的。”审问官问黄复生,黄复生也说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知汪精卫托他定制铁箱的真实用途。审问官乃激之以友情,对黄复生讲:“汪精卫难免一死,你又何忍独存呢?”受此刺激,黄复生乃拿起笔来写供词,准备将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而汪精卫则哭着上前抢黄复生的笔,并且说:“你本不知情,又何必冤枉自己?”黄复生也哭着争辩:“一切皆我,何与君事?”场面相当感人。

  他们两人都保定了赴死的决心,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没有被判死罪。其原因,就在于在如何判罪方面,清廷内部发生了分歧。虽然有很多人主张严判,但当时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则主张宽大处理,希望能借此来“缓和人心”。结果,汪精卫和黄复生都被判终身监禁,罗世勋则被判监禁十年。

  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此后各地纷起响应,清王朝在各地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做了最后一次挽回人心的努力,那就是开放党禁,释放在押政治犯。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在11月6日这天,被清廷释放了。( 《中国经济》

  汪精卫抱着必死的决心,想通过暗杀摄政王载沣来振起涣散的人心,造成革命的时势,但因暗杀未遂,因此这一举动也就很难说对革命有多大的推动。但汪精卫在此举中所表现出来的舍生取义的风采,实在也不要因为他后半生的失足而受到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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